民族主义的原精神

民族主义的原精神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与两百年前的已大为不同。这种不同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笔下叙述如下：“随着19世纪的过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P356）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对此作长篇论述，不过，它的归纳很能启人思考。是执据于“兄弟之情”还是取向于民族国家间的“相互竞争”，这一点对于现在的我们似乎已不言自明，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对外的，反抗外来压迫、保证国家的统一、独立与安全，是民族主义的最高使命。然而这确实又与发生期民族主义的旨趣有所背离，据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考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民族一词是和“人民”、“公共福祉”、“共同体”、“联盟”等词相关联，而在法国革命年代，“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但是值得注意，这里所讲的“国民”、“人民”等，都是现代词汇，在法国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创造出这些新词汇，也是为了与以前的历史作出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众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臣民，现在则是公民；二是国家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以前国家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的集称，而现在则是公民的集合体。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一开始并不具备明显的排外内涵，而主要在于一个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进而形成建立在新的内部关系上的共同体。没有对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和个体身份的重新定位，则也不会有对民族的认同感。先发期的法英等国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当时西欧社会对人类生存共同体的新想象，这种新想象是建立在寻找新的共同性的基础上，而共同性又体现在对公民权的规定上。霍布斯鲍姆指出：“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民族与民族主义》，P21）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原初民族主义意味了一种对集体的重塑，而重塑的关键，则在于对人的权利的大调整，即把原先仅属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的权利，普及推广到了一般大众，大众间的权利平等是构成集体的所有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共同性，也正是因为建立起了这种共同性，集体内部的诸个体激发出了主体意识和对集体（即民族）的归属感与热爱之情，一个民族才得以确立自己的主权身份。

其实以上所谈，也并不难理解，法英等国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主要思想来源，是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主义思想，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自然权利论等等新思维，指导了与以往的君主国相区别的民族国家新集体的建立。这一过程当时同时包含有两方面：其一是集体内部关系以新的原则重新编织；另一就是我们久已习之的对外主权独立，即确定集体与外部的关系。但后一方面在当时来说并不作为主要追求。所以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美国革命之后，一个独立的美利坚民族刚刚形成，马上就制定了10条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而法国革命之后不久，脱胎换骨的法兰西民族就通过了《人权宣言》。重新调整集体内部人际关系、改善人的权利，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建立起人人亨有主权的新集体，是原初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这曾使得民族主义思想一度极其富有包含性，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思潮，都成为了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非常不幸，自19世纪后半叶以后，对国家独立的追求终于还是压过了对民族内部人际关系重塑的追求，民族主义因此一步步滑向了暴虐。也正是因为对民族内部关系的调整被置于了次要地位，那些在19世纪未以来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其内部民族认同始终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政治合法性也会因外部威胁的减弱而时常受到质疑。不能不说，这是民族主义原精神被遗弃的必然结果。

发稿：200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