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一事，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原为卫国公子，后仕秦受到秦孝公的重视，两次变法，使秦国很快国富民强，使当时先进的封建制度在秦国得到巩固和发展，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发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商鞅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然而，他的变法却触犯秦国旧贵族的利益，因而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被车裂处死，但所推行的新法，却一直沿用下来。

商鞅在开始变法之前，怕百姓不信新法，于是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传》)

1912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高等学校（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曾写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赞扬商鞅及其变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这篇短文，受到了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前清秀才)的极力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并作了150字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这位前清秀才无疑也具有爱国爱民思想，对少年毛泽东肯定具有一定的影响。柳潜的预言,竟然非常灵验，也可见老师自己也是“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毛泽东文中的“三叹”，有感而发。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颁布这样的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就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善，不但不能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产生恐惧、危害，百姓们自然也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商鞅》诗云：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一九一二年六月）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汉吾国国民之愚也，而汉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汉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例之反对，抑又可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依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吾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备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 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发稿：2002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