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陆官方和御用学者总是对百姓的储蓄存款那么放心不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国居民存款一路攀升，现在官方报道说是已经突破八万亿元。对如此的大好形势，为官方唱赞歌的经济学家现在三缄其口，再也不出面说“中国投资的潜力非常深厚”或是“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有长足进步了，倒是为官方打算盘的经济学家正逢其时。他们一个个站出来发表高论，宣称要引导笼子里的“储蓄老虎”合理分流，甚至更有人抱怨中共国投资渠道过于狭窄，老百姓除了持币待购以外、别无选择。言下之意，当然是“督促”党国官方赶紧想想办法，不要让这一路攀升的居民存款闲置，给银行和国家造成进一步的风险！

然而，事与愿违，在宣布居民存款突破新记录的同时，中共国证监会却突然宣布停止在国内继续执行国有股减持计划。换句话说，就是承认，已经没有办法让老百姓在深沪两地股市买国有股来分流居高不下的储蓄了。这，对那些处心积虑打老百姓储蓄存款主意的御用经济学家来说，岂能不感到痛心疾首！

我们暂且不论大唱赞歌与大唱反调的人有什么经济学意义上真正能够站住脚的论据，单就现象而言，总有人惦记老百姓的存款，就有点让人心惊肉跳、忐忑不安。现在中共国的这个改革、那个改革，都是向老百姓要钱：在职的担心，下岗的担心，生病的担心，孩子上不起学的也担心，加起来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论那些经济学家唱什么调调儿，百姓们都置若罔闻、不屑一顾。

回想过去，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国成立之初起，还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虎视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把它当作可以随便“分流”、“投资”或是“转借”的对象；尽管事实上，这样的分流、投资、转借在中共国始终没有停止过，但那也是打着其它名义悄悄进行的。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专家却诚恳得可爱，不但把“分流”别人的钱宣之于口，而且还不以为耻地声称那是经济学的金科玉律。

在这些御用学者的怂恿之下，共产政府说一声要颁发特别国债二千七百亿元，它就可以下令所有国有银行拿老百姓的存款“自愿认购”；说一声鼓励上市筹资，它就可以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把老百姓放在银行里面的钱全都请出来，投入中共国那绝对不如赌场的角子机里。中共国的特色实在是邪门到家了，就凭党国总理的一声命令，来自老百姓存款的几千亿元银行资金，就可以如此荒唐地被投入或撤出股市。

从一九九六年中共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以来，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比率直线持续下降，从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五降到百分之十六，降到百分之八，继而降到百分之六，降到现在不足百分之三。中央银行的行长可以公开宣布，只要商业银行有利润，坏账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如此等等，都是官方及其御用经济学者对老百姓存款的“大度又兼不在乎”。人们终于看到，中共在所有刺激经济的方法用尽之后，赃官们竟然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百姓放在银行里面的八亿元存款。

其实，中共当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稍稍有些“民为贵、君为轻”的意识，稍稍有些起码尊重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基本规则的畏惧，稍稍有点现代金融学的常识，都不会发生面对巨额存款惶惶不可终日的尴尬。而现在的尴尬，非但没有在那些始作俑者那里引起稍微的歉意，反而加剧了他们对老百姓那点可伶存款的“惦记”与“算计”。御用学者们哪里懂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要知道，不论老百姓出于什么心态不断存款，存款首先是银行欠老百姓的债务，是老百姓对银行的债权诉求。任何对如此债权诉求的蔑视和无视，都会在任何国家里造成极度的社会动荡，最近发生在阿根廷的骚乱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次，存款是一个社会对老百姓动产产权的认同，任何侵犯这样产权的行为，不论行为者是谁，都必须承担民事乃至刑事的责任。不认同这样的产权，侈谈尊重所有权就是一句分文不值的空话，要建立社会信用就是冰上弄火，水中捞月。不知道那些怂恿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实现私有化的经济大腕们，对这样的产权问题作何感想？这帮家伙，动辄要把老百姓的这部分最后纸面上的产权，划归这样那样巧立名目的基金、股权抑或是别的什么“投资形式”，最终在全然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让老百姓自愿地“血本无归”，实在是无耻缺德之极。近来，中共国不论发生什么样的经济悲剧，老百姓都会直截了当地痛骂经济学家了，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奉劝共产诸君不要血迷心窍，与老百姓作对的人最终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不要再算计老百姓的八万亿元存款了！你们如果真的有三韬六略尽管施展吧！

发稿：2002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