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金融为何劫难不已－－评中国银行的“开平之劫”

早在今年初，紧接着大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丑闻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不久，美国《商业周刊》就报道了中国银行的另外一桩更大的丑闻。但是，在当局的新闻封锁之下，中国大陆的普通老百姓直到不久前，才在五月份的《财经》杂志上，得知了这个所谓开平之劫"的部分真相。《财经》杂志透露，中国银行在广东的开平支行，以许超凡等三任行长为首，在九年内盗窃银行资金，总额达4.83亿美圆。盗窃通过中国银行全系统的资金信道进行。所盗资金多数转往境外私人账下并被耗散。中国银行的实际损失绝不小于三年前案发的中国建设银行恩平支行非法集资35亿元的大劫难，许超凡等主犯竟得以安全出境，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开平之劫，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银行经理监守自盗的案例。对于已经倍受置疑的大陆银行系统的信誉，这个丑闻无疑是雪上加霜。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对这一银行劫难亲自发表了评论。评论尖锐地指出，恩平大案之后复有开平之劫，说明大陆国有银行积难过深而变化还不具应有的根本性，因此，类似的劫难还远没有完。这个总的判断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在论及大陆银行积弊的原因和改革的出路时，评论则无法避免大陆文章避重就轻，用时髦术语编织空话的通病。

胡舒立认为：大陆国有银行管理机制的明显弊端，"其一是现存分布式的管理机构约束力与制衡力太差，其二是银行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严重不足。"何谓分布式管理架构？胡舒立认为没有必要作任何解释，尽管这是一个多数读者都不知道的外来术语。从上下文看，胡舒立用这个"分布式结构"描述共产党管理银行的组织架构，并将这种"分布式结构"与目前国际上银行多采用的所谓"矩阵式"结构相对立。按照胡舒立的说法，只要大陆当局大胆地高举公司化的手术刀，对国有银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变目前的所谓"分布式"的管理构架为"矩阵式"构架，大陆的国有银行就能够打破目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僵局，开创新的局面。

这种论调未免令人难以置信地幼稚，恐怕连胡舒立自己也不能相信。正是在同一篇评论中，她提到了国外银行监管机制的核心在于独立性。她指出，不用说银行外部的监管机构，"即使内控机构也必须独立运行，直接向银行董事会负责；监管专业化更是基本准则，监管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人品和能力。"

大陆国有银行的问题恰恰就出在"独立性"这三个字上。对于中共当局来说，维持共产党对金融系统的绝对控制，是维持中共政权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共中央专门在数年前成立了一个中央金融领导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并负责直接选拔和任命中共国有银行的高级官员。这个事实说明，中共的国有银行不可能具有国外银行的那种独立性。因为中共对国有银行系统的控制，也象它对其他系统的控制一样，主要是建立在个人政治忠诚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控制机制，必然要排斥职业化的精神，排斥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所谓"矩阵式"的管理和监管架构，也就完全失去了基础。

胡舒立批评中共决策者，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而没有认真建立银行的监管机制乃至监管文化。在我看来，胡舒立和她领导下的《财经》杂志在财经专业领域堪称皎皎者，但是中共决策者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水平却未必比胡舒立的批评来得低。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让银行系统独立，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有可能意味着老百姓对整个货币体制失去信心，不仅共产党要完蛋，整个国家有可能陷于极大的混乱。但是，要改变大陆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使之有利于健全而独立的银行系统的发展，则不利于中共一党专政。两害相权，中共只能选择维持自己的私利，维持党对银行系统的控制。

中共控制的国有银行系统既然不可能建立独立而有效的监管体制，自然就无法防止金融劫难的不断发生。当然，大陆经济和社会对这些金融劫难的承受能力，总有一天会面临挑战。不过，到那时，首先应该作大手术的，恐怕不是监管不利的国有银行体制，而是缺少政治制衡的一党专制。

（自由亚洲电台）

发稿：2002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