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知识分子史的另一种讲法

和几位同道聊天，谈到法国的萨特，朋友大多比较敬佩。一位朋友谈到萨特将理念付之于行动的精神，比如说他推着一个啤酒桶到大街上，立起来，站上去就开始演讲。另一位朋友则谈到萨特的另一种精神，讲的是一个轶事，说是晚年与一人吃饭，行动不便，菜饭洒在衣服上，旁人欲帮助他，他却坦率承认自己老了，云云。朋友们总结说，由此可以证明，左派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嘉。

我差点相信了朋友们的这种说法。但我觉得总有一些问题。随后我给自己的怀疑想出了一些理由：萨特活动的时代，其实是西方知识分子整个倒向左倾的时代（当然现在的学院仍然如此），他那种左翼的表演，其实是大出风头、能上报纸头版的举动，他当然乐得表演。他的举动能博得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戴，他靠这些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的表演，俨然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领袖，这是何等合算的买卖。这种道德勇气，换了我，也会有。

这其实不是道德勇气的问题，而是你是否具有表演的天赋的问题。而萨特之流的人物正好具有这种天赋。

在我看来，真正具有道德勇气的反倒是雷蒙·阿隆等右翼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学院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的舆论中，都绝对属于少数。他们被青年学生们视为反动派、顽固派、保守派、视为政府的帮凶，他们完全被学院知识分子所唾弃，他们的理想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政府，他们的思想一点都不时髦。他们没有成千上万的拥趸，也不大可能上报纸的头版。他们甚至根本进不了所谓的名牌大学（比如米塞斯，罗斯巴德）。但他们坚守自己的理念和立场。他们敢于反对潮流。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勇气和沉稳的气质，他们不可能抗拒得住学院内外舆论的压力。

两相对比，谁更有道德勇气？更不要提个人品质。萨特那种毫无道德感的生活方式，也显示了他根本都算不上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其知识之无根与虚无，也就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那些称许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人士可能把所谓的良知看得比知识更重要了。人们称呼那些掌握文字工具和思想的人是知识分子，而不叫他们为激情分子，或良知分子，乃是因为社会所期许于他们的，是运用理性进行判断，创造和传播知识。

面向社会的哲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关键的使命恐怕就是向民众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比较准确的知识，并提供一种可行而恰当的远景。然而，以此标准衡量萨特之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否提供了这样的知识？他们所向往、赞美、并推荐给青年学生的那个社会，如今安在哉？他们号称是哲学家、知识分子，却甚至都不能认识清楚那个显然违反人性的社会和那些统治者的基本性质——今天，无数左翼知识分子仍然不能认清模仿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统治者的性质——则他们的理性是否可靠？更不要说罗兰那样人士，他们已经了解到某些真相，却仍然刻意地隐瞒真相，则其良知又何在？一个人甚至没有勇气面对真相，又何来道德勇气？

但人们，甚至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们，也似乎轻易地接受了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具有道德勇气和完美人格的说法。这恐怕是因为，左翼知识分子掌握了学院和媒体的控制权，他们通过书籍、报刊不断地塑造萨特等人的光辉形象。他们的技巧很高明，他们擅长讲小故事，通过有趣的奇闻轶事，塑造出一种完美的形象。这就跟某些国家会专门出版一些领袖小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阿隆、哈耶克、米塞斯等知识分子，却被掌控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刻意地丑化，或者根本就将其抛弃到记忆的黑洞中。于是，整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似乎就是德雷福斯案件，似乎就是萨特的抗议，似乎就是罗兰的谗媚，而托克维尔的睿智、阿隆的锐利、萨林的机智，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曾进入他们的视域。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偏爱的就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那种表演的激情。有个人反问我，读宪政不从《社会契约论》读起，那还能从哪本书开始？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看来，故事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故事被一部分人反复地用一种特定的方式讲——在大学中、在教科书中、在媒体上、在娱乐节目中——似乎变成一种政治上和知识上正确的共识，于是，甚至连那些不认同那些人的理念的知识分子，也轻易地接受了那些故事。这是那些坚守自己的理念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该重新讲述一遍思想史、知识史的故事了。当然，是按照我们的讲法。

原载思想评论

发稿：200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