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和关于真理的比喻——电影《透明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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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关于《楚门的世界》与《骇客帝国》的评论，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上帝就是高科技”。在一个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的世界，科学家与革命者是最容易以上帝的替身自居的人。科学家探求自然的规律，意图以数字化的模型将之复原。他沉浸在一个抽象化的世界，而不免生出一种错觉，把地球仪当作了地球本身。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科学的假想与借以关照世界的概念体系，都是企图为地球建立一个地球仪的努力。而地球仪，不过是关于地球的一个比喻。因而科学在我看来，亦是文学的一种。因为这种为世界寻找喻体的努力，本质上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

科学不是真理，而仅仅是关于真理的比喻。
　　
如果因为发现者的狂喜，而将自然界完美规律背后的力量与因缘完全抹煞，迫不及待的宣告上帝的死亡。那么“自然规律”就成为了一个无所待的、自足的存在。一切科学家所能看见的必然性，在本质上就成为绝对的偶然。“自然规律”也就成了一个探求的终点。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规律”，事实上就是上帝。

而洞察和掌握着自然规律的科学家，即便不是上帝本身，也是上帝的新闻发言人。
　　
这里的僭妄已经极其明显。而另一批以“社会科学家”自居的人，因为自然科学的启迪，又把科学家关于自然世界的比喻系统借喻过来，照本宣科的意图建立起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模型。再以相同的逻辑把地球仪当作地球本身。大而无当的为人类社会历史创立出一个目的论的金规铁律。这时候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称为基督的耶稣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从自足的自然规律到自足的社会规律，从自足的自然辩证法到自足的历史辩证法，革命者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已经构成一种伪神学。这种伪神学连关于真理的比喻都谈不上，而只能称为“真理的衍生品”。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智慧之流，埋伏其中的僭妄的品质，开始走往极端。
　　
人终有一天要替代神，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但却也许是一个恶梦。这个梦想使人类最近几百年来过上了最奢侈和最富有尊严的生活，但也开始走到了向神挨近的极限。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长盛不衰。如同核战争像一个永恒的阴影高悬于我们的脑顶，对那条界限的跨越，将会把我们推向涨停。接下来是不是文明的不可逆的毁灭？我们不能判断。但我们缺乏的已经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谦卑。
　　
柏拉图临死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人群之中的谦虚，而是面对无限的谦卑。而文艺复兴和笛卡尔之后的科学家及革命者，已经少有人拥有如此健康的谦卑状态。对科学主义的崇尚本质上是对所谓科学规律和科学真理的崇尚。因为人们始终是需要相信一种永恒的事物，需要为无限找到一个尽头。才能慰藉无根的人生。人类其实并没有强壮到不需要任何宿命，而全在偶然与无限之中立命安身的程度。这个永恒的事物如果不是上帝，那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说了这么多，也该提一提这部电影。关于向神挨近的极限，人类对于生命的操纵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命操纵。这部电影讲述一个以上帝自居的科学家发明了使人隐身的技术，他瞒着决策部门，擅自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隐身不见的他起初向同事们开一些玩笑，然后慢慢激发出邪恶的一面，意图强奸隔壁的女郎，并一步步将同事们杀死。隐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还记得另一部电影《土拨鼠日》，剧中人活在永恒的土拨鼠日这一天，他想通了这件事的意义，没有明天就意味着没有责任和结局，如同帕斯卡说，没有一个上帝，堕落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明天，你自己就成为了上帝。这个道理和隐身人是一样的，隐身就意味着没有责任，意味着对于现身的人类的操纵。隐身就意味着成为上帝或上帝的钦差大臣。
　　
克隆羊的出现使成为上帝的梦想开始呼之欲出。各国纷纷立法，严禁对人类进行克隆实验。但这个禁令就像纸包不住火，箭已在弦，早晚总有水到渠成，不得不发的时刻。2001年的两部好莱坞巨作把这一话题推向高潮。一部是《人猿星球》，一部是斯皮尔伯格代替库布里克完成的《人工智能》。前一部是人与猿的倒转，被人类豢养做科学研究的黑猩猩智能发达，最终统治了人类。后一部则是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倒转，和人的外观一样、甚至富有感情的智能机器人到底是不是人？这取决于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如果人是上帝，智能机器就是人。至于黑猩猩，研究表明，它们和我们的DNA有至少98%是相同的。
　　
比喻的危险在于，如果把一个人比喻为太阳，他就会慢慢成为暴君。

因为把比喻当作真理本身，正因其僭妄，所以构成一种极大的诱惑。

转自“世纪沙龙”


发稿：200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