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科学与中国的文明

科学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光大是个讨论很久的大问题，韦伯也曾在其大作中讨论。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论者多是在西方语境中讨论，多是立足于科学一方的，即只看到科学给社会带来的方便，而没有充分注意科学的副作用。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只看到发展之于社会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发展对于人类之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发展”（或进步）是现代之后才出现的新概念。如果说其本身是人类永不满足之欲望（用佛教的话语说，即“求不得”）的一种外化，尚无可非议，但如果把发展视为人类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追求就本末倒置了。遗憾的是，在资本主义占领世界，尤其是美国成为“世界领跑”之后，人们已经被“发展论”洗了脑。而铁的事实是：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把本末问题更进一步地彻底颠倒了，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真理。

要摆脱落后处境就必须不顾一切地发展，而“发展”就要靠科学。这就把科学摆到了一个“救世主”的地位。这样，“发展”就取代“幸福”成为人类之目的，科学就替代其他而成为文明之关键。然而这里的“不顾一切”是人们经常忽视的，但就是这个“不顾一切”毁掉了人类的幸福和未来，也正在毁掉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这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现代人类的悖论：要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有立足之地，就不得不发展，按目前的方式发展就要牺牲大自然，而毁掉大自然就意味着毁掉人类自身。这个悖论是“发展观”和“科学论”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它们对这个悖论往往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即使谈也不过是寄希望于希望，展未来于未知。

一些学者在论述“英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时提出，英国之所以衰落关键在于英国人在成为“英国绅士”后就不再追求发展，而是转而享受生活，故而落在了追求无限发展的美国之后。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实际上，中国从很早（最晚从春秋）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类幸福的根本不是钱，不是权，不是发展，而是和平的环境和和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对儒学的“五常”和“三纲”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可以对“淡泊名利”，对“无商不奸”，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旨在日常实用，对中国数千年没有“日新月异”有进一步的理解。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和谐是幸福的平台，没有和谐谈不上幸福。这与现代西方人追求“竞争”、“效率”，进而追求“对抗”和“斗争”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在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说，美国人必须有一个对手或敌人，不然他们的生活会因失去目标而变得没有意义。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论断。这一论点无疑不是出自中华文明，而是来自西方话语。对个别人来说，在斗争中得到乐趣无可厚非，但从人类社会整体上考虑，和谐无疑是更本质的，更重要的。商人的唯利是图有害于这种和谐，追求日日新的科学无益于这种和谐，故古代中国人的努力重点不在商贸，不在科技，而在和谐。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重内视的根本原因。客观而论，“内视”还是“外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更有利于幸福的获得。

行文至此，似乎有必要声明笔者并不否认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使地球迅速缩小之后；笔者并不否认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方便，但方便并不等于幸福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早已认识到，和谐之于幸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而正是聚焦和谐，发展和科学也就退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但是聚焦和谐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遗憾的是在科技的魔力下，国际环境似乎在走向人们希望的反面，这就使“和谐”越来越苍白无力。

如前所述，这里是一个之于人类的悖论，如何走出这个悖论不是中国自己可以决定的，更主要取决于当今世界的强权国家，这就使这个悖论的破解更加难上加难。

作为在科学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要想有朝一日能够真的“睡狮雄起”，即不仅要赶上而且要领先，继而走出发展与和谐的悖论，那就不是简单地靠“拿来”别人的能够做到的，而更需要发扬自己的。

对中国（世界也是同样）而言，经济发展无疑是不可忽视的硬道理，是今天“赶”的必须，但和谐文化的弘扬则是日后“超”的前提。由此而论，中国（世界）的路应该是同向双层面的：物质层面上追求繁荣昌盛，精神层面上追求和谐幸福。物质层面是条件，精神层面是目的。没有物质层的基本满足，和谐幸福会大打折扣，在现当代尤其如此；没有和谐幸福的繁荣昌盛是表层的，是虚假的，是反人性的。在过去的200年间，人类在物质层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人生之目的的遗忘或扭曲和对大自然的屠戮却是触目惊心的。人类不能再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了，而在这条路的尽头已经依稀可见的今天，能够拯救人类世界的应该是东方文明，尤其是以和谐幸福为追求的中国文化。

节选


发稿：200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