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还有人在那么样地生存着（下）

台商王先生的故事

“敬爱的叔叔、阿姨：

您（你）们好！

我叫刘健，是（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黄泥小学四（二）班的学生……今年，我得到了您（你）们的支（资）助，使我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读书，我非常感激。叔叔、阿姨，您（你）们知道吗？今年，我爸爸由于脚上生了一个锅口大的包，死了，我今年才10岁，就没有爸爸了。妈妈说，没钱给我读书，叫我不读书了，我很伤心，开学那天，老师说我得到了您（你）们的支（资）助了，叫我去读书了，我非常高兴，我非常谢谢您（你）们……”

这封寄自贵州山区小学的信，是在深圳工作的台商王德明先生从自己收到的几百封来信中选取的，写信人是王先生发起捐助的632名学生中的一名。

今年42岁的王先生出生在台北市，1996年后一直在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我其实不是一个富人，老板每月给我的薪酬是5000美金，我用1500美金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很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做。这使我感受到很多现实的快乐。”王先生说。

王先生的善举来自小时候的一个善良的愿望。那时候，他家的经济也比较拮据，7个孩子，父母十分辛苦。上初中的时候，王先生曾经失学过一年时间，他不得不外出打零工助学。后来，由于叔叔的资助，他顺利地读完了中学和大学。22年前，王先生第一次拿到一笔奖学金，1500新台币，王先生想到要用这笔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后来，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他用这笔钱资助了一位失去双手却坚持用嘴衔笔作画的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成了一位知名画家。“这件事带来了我一生的好心情。因为，每当我想起它，都会感到特别快乐。”

到哪里可以找到需要资助的孩子曾经是王先生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他曾经拿出2万元给他在深圳上小学的儿子，让他帮助残疾和经济很困难的同学。经过一个月的了解，儿子把这笔钱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他，说自己的同学都很富裕，不需要帮助。去年初，王先生看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听了去贵州支教回来的教师谈到贫困山区的情况，王先生产生了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当中募捐资助山区失学儿童的念头。第二天，他专门请来了这些支教的教师，开了一个座谈会，了解情况。

为了掌握需要资助的失学儿童的名单，他曾经两次自费赴贵州和山西实地调查。王先生说，到了那里之后，他感到特别震撼。许多山区的孩子每天只能吃玉米渣拌野菜，很少有孩子能吃上正经的米饭。他们天不亮就出发，爬上几个小时的山路到学校上课，中午不吃饭，在教室里学习，傍晚时又下山回家。由于当地的卫生和医疗条件较差，很多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冬天身上的衣服特别单薄。通过实地调查，王先生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回深圳后，他自费聘请了两名助手，分赴贵州和山西，进行更加细致的摸底工作。9月份，他拿到了第一批需要资助的失学的适龄孩子的名单。而他在亲友中募集的资金也已经到位。在开学之前，他把这些资金及时分发到632名学生的手中，由于他的资助，这些孩子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课堂。

王先生说，其实，一个人每个月挣1万元和挣10万元，他的生活差别并不大，他晚上睡的床不会有区别，每一餐吃的饭菜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我来讲，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有一个好的身体就已经是很大的福分了。我的人生也经历过种种风浪，所以，我希望能通过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们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学业。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一个上小学的孩子一年的学费只有几十元，是一个城里的孩子去一次麦当劳的花费；支助一个高中的孩子，一个学期也只要几百元，只是一个工薪阶层请人一餐饭的花费。

现在，王先生准备把资助山区失学儿童当作自己的一个事业来做。他准备今年进一步扩大资助的范围，将春季助学的人数增加到1500人。

夫妻援教

宿愿

虽然已经回深圳几个月了，周广顺和曾秀媚，这对自愿赴贵州支教的夫妻仍然会经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夫妻俩一起到贵州呢？人们的话语中既有不解，又充满了羡慕。

“举一个例子吧，”当这次我们又问到这个问题时，周广顺笑了，“我们那批支教自愿者有4200人报名，但最后只选了20人，我们夫妻俩就在其中。”

“以夫妻名义报名是一种特别优势吧？”

“对啊，我们当时的决心很大，希望能够一定选上。但我们的优势并不止这个，我们是自信能被选上的。”

“那你们俩是谁说服了谁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俩过去就常常聊到，老了退休以后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教书过余生，可以说这是我们早就有的愿望，既然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这个愿望提前实现，何乐而不为呢？”

对周广顺夫妇来说，去贵州支教完全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而当时唯一让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孩子怎么办？上小学的儿子石头实在让人不放心，带到贵州吧，又怕他的浅表性胃炎受不了。犹豫再三过后，终于还是将孩子托付给了外公外婆。

痛苦

浪漫是一种感觉，依个人的情绪和环境而定，周广顺、曾秀媚并不怀疑他们是浪漫的一对，但2000年8月，当他们一路颠簸到达支教地点，贵州省织金县自强苗族乡时，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贫困的农村生活还是给了他们一种冷峻的现实感。

海拔1500米，典型的咯斯特地形，到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顶，无地下水，雨水做饮用水，每周才能吃上一次肉——

首要的问题是水。屋顶上的露天水池长期蓄着雨水，然后引一根橡胶管通向各户，这就是自强乡的“自来水”。支教老师只有从老百姓家里用一元钱一担的价格请人挑过来。因为水太贵，每次洗完脸之后还要留下来洗手洗脚洗衣服。就是这样，第一个月的水费仍然高达80元，他们却只有团市委发的400元生活费。这样他们又不得不去讨价还价并实行“节水方案”，将水费降下来。而用这么昂贵的水洗澡却让他们浑身发痒红肿。

贵州的冬天也给了周广顺夫妇很大的考验。三九四九冻死猪狗，周广顺的手脚长满冻疮，脚下必须要另外买一双加大号的翻毛皮鞋才能把脚放进去。曾秀媚的耳朵冻了一层黑色的厚茧，轻轻一碰就钻心地痛……

“但看看当地的情况，我们又觉得自己面临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了。”周广顺说，“自强乡偌大个地方只有两栋水泥结构的房屋。很多人家的茅草屋都有将近100年的历史，而一些人家的全部家当加起来还不到20元……”

骄傲

夫妻支教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报名选拔中，周广顺夫妇与同一个扶贫小队的自愿者相比，更加成熟和专业，所以周广顺被选为了小队长和支教学校的副校长。一上任周广顺就订立了四个明确的工作目标：教学、扶贫资助、建校、学校管理。

“一年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促，我们的工作不能没有规划。”周广顺说。

教书自然是支教者的本分，但是周广顺他们很清楚他们带给这里的肯定不应该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帮扶贫困失学儿童成了他们的一大任务。每个周末，周广顺和曾秀媚都会下村进行家访。一年来他俩的足迹遍布了自强乡方圆500里的山峦河谷、11个行政村56个村民组。一位乡领导得知后感慨地说，这些地方我们自己都没走完却被深圳的老师走到了。

通过家访，他们摸清了乡里失学儿童的家庭情况，理出了一个200人的支助名单。他们捐出一些私人的钱做了支助费用，同时又积极和深圳的一些单位个人联系，取得了一部分资金。这些钱使自强乡150个家庭的200多名孩子重返了校园。

“每家村民都十分渴望我们能去家访，对我们的到来也万分热情，曾老师就因为这种热情还被狗咬了。”周广顺笑着说。原来，有一天曾秀媚在一个学生家做家访，临走时学生家长执意留她吃晚饭，结果在拉扯中她被那家的狗误认为主人的敌人，而窜上前来咬了曾秀媚的腿一口。为了不让主人有太多的歉意，曾老师简单止血后便离开了。当晚，周广顺只得借了辆摩托送妻子到30里外的牛场镇卫生所打了“狂犬疫苗”。

最令夫妻俩骄傲的是，他们帮助建起来的新的自强乡大冲村小学——大冲深圳志愿者小学。其实第一眼看到大冲小学的危房，周广顺他们支教小队就生出了为这里建个新校舍的愿望。他们趁寒假回深圳的机会向深圳的朋友反复诉说大冲的贫瘠和大冲孩子对学习的渴望。后来他们筹集到了15万元的资金，加上他们几个人捐出的七八千元，终于为这里的孩子建起了两栋校舍，共8间教室，还有操场，围墙和绿化带。

在学校管理方面周广顺也下了不少工夫。农村学校的管理很不规范，教师的素质也低，对待学生经常以罚代管，比如一个学生迟到就被罚担50担泥巴。周广顺在学校管理中引入了学生行为规范、值日制度、校园文化建设等大城市先进的管理方式。成果是显著的，尤其是他们为自强乡实现了初中升高中的零的突破。在去年的升学考试中，毕业班全部13名学生都达到录取线，有4名学生上了县重点线。

还会再去

周广顺和曾秀媚赢得了自强乡老老少少的尊重和爱戴，在他们离开时，送行的人群让他们长时间不能上车。

如今的周广顺已经回到以前工作的竹园小学，妻子也回到了原单位梅丽小学。表面上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和他们聊上几句，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很深的贵州情结，他们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贵州。支教结束后，周广顺又回自强乡去过，他仍然在为失学儿童的资助问题多方奔走。

“如果还有这样的支教机会我们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们夫妻的心里话。

刘朝晖最大的愿望

“我怀念那段十分投入工作的日子。”刚刚从贵州回到深圳两周的刘朝晖这样说。2001年2月，深圳狮岭小学与贵州赫章县六曲河小学组建成为“手拉手”学校，两个学校的同学互相通信；刘朝晖作为狮岭小学的代表，只身来到了六曲河小学支教。

“六曲河位于贵州毕节地区，离贵阳290公里，但是路上坐车却要花12个小时——路况太差。这个地方没有旅游资源，也没有土特产资源，虽然产一些煤，但却运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注定是个穷地方。”

刘朝晖等4名老师被狮岭小学推荐到六曲河小学，对方选中了他。“他们可能是看上了我的一专多能吧。”刘朝晖的专业是美术，但他对语、数、英、体、美等小学各学科都很熟悉。另外他还有教育管理的第二专业，同时他的电脑知识也很丰富。

走的时候，刘朝晖的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刘老师的到来对六曲河小学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他带去了狮岭小学赠送的大量实物，电脑、录像机、VCD机和大屏幕彩电，为他们组建了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实用的电教室。另外，刘朝晖还带去了很多文具和书籍。同时他还请妻子每个月将《红树林》，《特区教育》、《深圳青少年报》给山区的孩子寄过来。

这些硬件，对山里学校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刘朝晖带去的一些“软件”。

“到的第一个星期，我就给自己定了位：特区人不特殊，是客人又是主人。这里乡下的风俗是，对尊敬的客人要敬吃鸡头。我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告诉老乡，我不是客人，我也是这里的主人。”

主人翁的姿态当然不仅仅是在饭桌上的客气。从每天的早读到晚上的教师培训，刘朝晖的生活比在深圳时紧张多了。“晚上几乎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我佩服这里的老师，在那么差的条件下，他们还保持了很强的学习精神。”每天晚上，刘朝晖就在他的小屋里对当地的教师们进行培训。参加培训的十多个青年教师的电脑水平获得了质的飞跃，他们学会了处理文本，制作幻灯，处理素材，尝到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甜头。

此外，刘朝晖从不科学的行政分工入手，对学校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在学生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日常行为规范，完善大队部的功能，帮助学生办起了校刊校报。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美术才能，帮助进行校园环境规划。为学校设计了校门、主席台等设施。“在那里，我锻炼了自己的很多能力。”刘朝晖说。

刘朝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及对学生的关心和孩子们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提起几个学生来，那里的老师都有点嫉妒。这些学生都是很聪明很上进的，我对他们有特别的关照，但是和普遍情况一样，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都很糟，随时面临失学的危险。”说到这里，刘朝晖神色黯然了。他将手里的几个孩子的情况拿出来，“贫穷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刘朝晖说，“而其中有个很普遍的情况就是，这里的单亲家庭特别多。因为这里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人的生命很容易在意外中消亡。在这里我非常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如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开拖拉机的，为了躲一辆货车，翻到山下死了。再如我最后从六曲河回贵阳的一路上，就有十多辆车翻下山。后来别人才告诉我，我到了贵阳就算捡回了半条命。”

现在，刘朝晖的最大愿望是，通过《深圳周刊》社为那些贫困的孩子找到资助人。


发稿：200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