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农民的呐喊，还我人权！

农民、从一九五八年起成了二等公民

农民，是指没有城市户口的公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生死相伴，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

一九五四年，中国政府在其宪法中也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中国政府也在其宪法中肯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

然而，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却通过了严重违反人权准则、将农民视为奴隶的“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农民，成了世袭的奴隶、世袭的身份。昔日，农民们遇到荒年，至少还可以出去逃荒要饭。如今，他们不得不被迫承受，比要饭还要悲惨的命运。

有谁不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里，有谁不指望宪法和法律能够给所有的公民以平等保护。这些，既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但对奴隶来说，一切全都成了泡影。

举世无双的国内签证制度

中共政府规定，一个农民如果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是，一个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理暂住登记，这又是何等地不公平？

按照户口条例的规定，如果农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居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这，就是中共国内护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赶紧续签，如果审查通不过，你不自动离开，那就是非法居留，警察会将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驱逐出城。

常住暂住，不是依据事实本身，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你不想“常住”也必须“常住”，你不愿“暂住”也只能“暂住”。一个农民离开了他的出生地，竟然如同到了异国他乡一样，荒唐地要在自己的国家办理“暂住证”。试问，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和规定？

国内有流动人口八千万到一个亿，申领暂住证的大约有四千万人左右，以每个暂住证一百元计，公安部门每年就至少可以收四十个亿！如果，一个新疆或者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民来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几百块钱的路费，首先要花二百元把暂住证办了，否则就不能租房，没有房子住露宿街头又是违法，就可以被收容并遣送回原籍，还要交一笔不菲的收容遣送费....他们一年的收入，就这样全部打了水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共政府终于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忘记中共政府一九五四年公布的宪法承诺。

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有罪？

请看“北京晚报”上“法制周刊”二○○○年二月十六日的一篇新闻报导： 昨天（大年初几），当记者（没有北京户口者不能当记者）来到位于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看到这里出奇的冷清（嫌不热闹？），只有几十人（在这里过年的人太少？）等著被遣送（押送？）回乡。可是就在几天前，情形却大为不同。副站长丁连江告诉记者，春节前这里最多时有将近一万人（请问遣送站有几个房间，每个房间要住多少人？），一天蒸窝头就要五吨（还吃什么？）。除夕夜，他们用火车送走了最后一批盲流，节前的一个多月，他们一共组织了一百二十三节火车车厢，遣送走了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六人。记者了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创下了历史纪录（成就？），达到十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人，出动警力九千九百四十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过收容遣送四万到六万人（可以估算一下，中共国每年有多少人被收容遣送）。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里一天就收容了四千一百六十七人，创下了北京日收容的最高纪录（为什么这一天会那么多？可能是进行了大搜捕）。

上海“新民晚报”二○○○年九月一日的一则报导：“从现在起到九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一百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流浪和乞讨，在中国竟等同于违法！

然而，除了流浪、除了乞讨、除了露宿，“盲流”们还有什么罪过？他们违犯了治安管理吗？没有！他们涉嫌犯罪了吗？也没有！也许，中共政府不愿意见到城市有贫民窟。可是，那些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农民，他们生活的农村又叫什么窟呢？！如果，农村比这种状态要好的话，他们会到城里来吗？

一个农民，昨天还在工作，由于今天就业限制法令的出笼，饭碗被砸了，已经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流浪乞讨也不行，于是就成了被收容遣送的对象！进城谋生的农民，失业是违法，没有同情，没有救济，还要把人身自由给搭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这样被逼上了贫穷和犯罪的绝路。

天生的贱民，没有劳动的自由？

如果我们翻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它们刊登的招聘广告中照例有这么一条，那就是“要求有北京市城镇正式户口”。中国又有哪个城市不这样做呢？没有！然而可悲的是，竟没有人控告这些媒体刊登歧视性广告，更没有人控告用人单位进行歧视性招聘。

其实，就是去告，也没门！为什么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劳动的自由？江泽民不是一再声称“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吗？可当农民被认为是天生的贱民，甚至连工作吃饭的权利也被剥夺时，这些“生存权”的发明者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中共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中国政府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这就说：用工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某地户口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也是违法违宪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因此，当一个公民感到自己的劳动权受到侵犯时，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不幸的是，状告无门啊！那些进城谋生的人们，他们大都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如果不能卖出去，那就等于零，他们也就没有了面包，没有了住房，没有了在城市居留的资格....

如果呆在农村，说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如果外出寻找工作，又会被称为盲流；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进城找到工作又说是抢了城里人的饭碗！那么结论只有一句话，农民是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一切的一切都是农民打娘胎里带来的错。

农民并没有去强迫谁必须雇佣自己，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劳！难道这也叫抢饭碗？难道这也是罪过？农民没有工作时，没有保险没有救济金；农民生病时，如果没有现钱，医院就不会收留，只能挨到油干灯尽被扔进烂葬场为止。对于农民盲流而言，与其是在打工，不如说是在玩命更切合实际！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幸福和有尊严地生活。


发稿：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