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 没有办法能阻止爱滋病在中国蔓延

据洛杉矶时报专职作家亨利．邱报道，北京--他们说他们到北京是来寻求治疗的，以期能感到好受一些，强壮一些。同时他们来北京是为了向人们告知这场瘟疫、爱滋病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使孩子们成为孤儿，使他们的村庄成为一个医生所称为的“战区”。

这场瘟疫就是爱滋病。它正肆虐在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在可怜贫穷的农民中传播着。而他们在最初受到污染的血感染时，却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直到有人开始发病和病死，才知道这可怕的疾病。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这种病，”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患者说，“这病没法治，是超级癌症。”

这位妇女是从河南来到北京，她是星期三向外国记者讲述遭受爱滋病的苦难遭遇和政府官员无动于衷情况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她不敢透露姓名。她们来到北京也只是作为身陷绝境后的最后一次向外界呼吁、寻求帮助。她们随身带了一封信，指责当地领导一直未采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随之后来的是河南省的地方当局试图阻止消息的传播，但关于河南省的越来越严重的爱滋病危机的消息却不径而走，传到国内与国外的媒体。

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这种肆虐非洲和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疾病怎么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大肆流行呢？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却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用良好的教育、优良的医疗服务和采用任何可能的方法阻止爱滋病的流行。

卫生官员估计中国在一九九九年有五十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但随着河南省这些事件曝光，这个数字极可能要高得多。

在河南省这些爱滋病蔓延的村庄受感染的比例据报道高达百分之六十五。受害者们主要是经卖血感染上爱滋病的。

卖血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可是个来钱的门路。那钱对西方的某些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许多农民来说可是一大笔财富啊，可以用来造新房、付学费和交多种苛捐杂税。

那位五十岁左右居住在河南省爱滋病最严重的上柴县文楼村的妇女说：“他们告诉我们卖血对身体没有害处，所以我们听信了他们的话。他们每次付我们四十元人民币(约五美元)。”

两位来自文楼村与这群人一起来到北京的其中一位年长的男人说：“如果你把我所卖的所有血放在一个大桶里，你提不动这个桶。”

在八十年代遍及河南的血液采购站都是经过地方公共卫生领导部门、而接受政府的资助的。其他的采购站是由居民非法经营，以图向官方采购站转卖血液而快速捞钱。

然而不安全的收购血液，尤其是把提取过贵重的血浆的剩余血液输回到村民的身体时，那么血液中带有的爱滋病毒几乎马上就传染给了十多位新的受害者。

在九十年代中期，河南政府得到爱滋病患者当乞丐的报告后，曾禁止这些血液收购站的运作。但是，爱滋病对人们的伤害已造成了。

一位接受电话采访的医生说，文楼村已有几十位村民死于爱滋病。“我就在战场上工作，”那位自称姓刘的医生说：“但是我治不好这些病人。”村民们说县政府官员一直企图遮掩悲剧的影响。

在那封由村领导所写的带到北京来的上诉信中，文楼村民们指控当地政府为了蒙混过关使上级检查机关相信他们已做了一些事，弄了个装门面的诊所，该诊所根本没有帮助过患病者，却堆满了药品，搞得有模有样的来糊弄上级检查者。

村民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首都，在周三他们称他们已陷绝境，急需好一些的治疗。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受财力限制得不到这种治疗。在西方已在有效使用的“鸡尾酒”疗法在此地不但少见，而且也负担不起。

文楼上京团包括两位男人、两位妇女，都已感染上爱滋病，还有三个男孩，其中一位是孤儿，父母均因爱滋病而去世了。

其中一位男人说：“我三十六岁，有三个孩子。我妻子快要死了。”他在三年前发现得了爱滋病。“我的问题是，谁应该为这个悲剧负责？”

在许多方面，政府该受到指责。它鼓励人们献血。在血液收购站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但是，要让官方承担责任可是难之又难。高耀杰知道这一点。家住河南省会郑州的高医生已退休，但一直为上柴县这种地方工作，以减轻疫情。这一周，全球卫生委员会将在华盛顿授予高医生著名的乔纳森．曼奖，奖励她对人们健康和人权的贡献。此奖包括二万美元奖金。

但是河南省卫生局，高原来的工作单位，却不让她出席这个授奖，害怕她会更进一步传播河南爱滋危机的情况，使政府难堪。高说，卫生局称她为“反中国势力”的工具。

她的工作暴露了此病给河南一些村庄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的事实。新柴县--又一处严重发病区，在二千多农民的镇上，几乎每家都有人感染了爱滋病。

高说：“他们看上去就象非洲的饥荒受害者，瘦得只剩下骨头。除非你亲眼所见，没人会相信人看上去会那种样子。”

在北京的西方卫生专家说，北京政府尤其是河南地方政府，终于在呼吁援助。但是中国官方的改进步伐是如此缓慢，此工作的前景可不妙。

专家说：“没有办法能阻止爱滋病在中国的蔓延。”


发稿：200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