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社会的种种怪现象(一)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一切向钱看这句话对世纪末的大陆人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发财梦毁掉了不少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理性、信念、道德、尊严、友善、亲情……不少人说:“世界经济都走下坡路,唯有中国大陆一枝独秀。”我怀疑说这话的人或是被大陆官方的统计数字所蒙蔽;或是曾短期在大陆停留,被大陆到处盖楼、堂、管、所的虚假繁荣迷惑,或是……
根据大陆公开发行的各种小报透露的信息,谈谈九三年大陆社会种种怪象,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对大陆经济得出客观结论。大陆的畸形经济就象在沙地上盖起的大厦一样,外观竭力粉饰令人目眩,由于没有坚实的地基,一遇强风,就会彻底摧垮。
为发财疯狂掠夺资源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浙江临安昌化镇,出产一种世界独有的石头——鸡血石,由于价格上涨,引起当地居民极大兴趣,于是农民罢锄,工厂关机,学校停课,甚至银行、卫生院等都放下本业,一股脑冲上埋藏宝石的山头。械斗发生了。上溪乡人占领了矿山制高点,向下猛扔石头、炸药包,新桥乡人躲在洞里不出,上溪乡人搜洞喊话,扬言洞里人若不出来统统弄死,洞里人无奈鱼贯而出,随即遭到守在洞口人的殴打与搜身,他们有的脚被打断,有的手臂骨折,有部分人仍躲在洞里,上溪人便燃起火堆向洞里灌烟,致使四条人命归天。矿脉遭到空前浩劫,损失惨重。
《中华工商时报》则说:一场以地界纠纷为由的破坏活动使南国第一名胜凌霄岩风景区破坏殆尽,数百人从山顶向下扔炸药包,被称为六大奇景的“水滴明珠”,“水底目”等景点遭七百余次炸药包毁坏,景点全部丧失。
全大陆各地黄金矿脉遭附近农民乱挖滥采而使矿产资源浪费损失的数量无法估算。
农民与农村干部的苦水
据大陆《调研世界》文章,农民反映,最怕农村干部到家,到家没别的事,就是要钱、要物。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另怕各种服务,目前农村各种公司林立,一些政府部门表面上转换职能,改为服务性经济实体,但实际上仍行使政府职权,以“服务”美名,强行向农民摊派,从中渔利。大到建材,小到化妆品,纷纷向农民硬性销售。某乡一个妇女组织,将儿童保药葫芦,以两元一个,按村分发到每个农户,让每户都买。
农民气愤地说:“摊派的东西都比市价贵,有不少是胡弄人的东西。”还说:“我们种什么,什么掉价,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涨价,这不是往死路逼人吗?”
农民种什么什么掉价的话也被七月的《农民日报》所证实,该报说:九三年河北、山西等地夏粮丰收,可粮农却犯了愁,因为粮食收购价低于去年,成本却高于以往任何一年。
著名商品粮基地山西运城地区九三年风调雨顺,粮食特大丰收,但农民说:“去年收购小麦每斤四毛,今年上等麦子才三毛八分五元,而化肥价格却由九百元一吨一猛子上升到一千元一吨。”种粮已无利可图,于是上万个种粮大户罢锄转业。
农民恨农村干部,而农村干部也有一肚子苦水,一位村长说:他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放在要钱上,这个项目的款子尚未筹齐,那个集资任务又到,上面催得紧,没办法。
又据《报刊文摘》五月十七日文:为控制农民负担过重,湖南省衡阳市设计了“农民负担卡”,要求发放到每个农户,使农民一册在手,对权利、义务、政策了然于心。产粮大县衡南一次印刷二十七万份,实际发到农民手中尚不足百分之四十,有的乡甚至来个“掉包计”,自己另印一份收费表发下去,而向上汇报的则是另一本帐、另一种卡,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村干部振振有辞地说:“我们没办法,农民明白了政策底细,会对一些收费进行抵制,到时,该收的收不上来,该开支的还得照样开支,这笔钱从哪来?”一位村长说:“很多文件,是上级部门下发的,个个理直气壮,摊派老鼠药是保护生产,保障农民身体健康;强派保险是为农民奔小康提供风险保障;摊派报纸是提高农民素质……这些都来自上面,我们基层干部顶得住吗?”似乎他也言之有理。
贾(假)府大观园
近年来,大陆市场几乎成了红楼梦中贾(假)府天下,什么假酒、假药、假烟、假化肥、假车、假名牌、假公章、假军官、假经理、假导演、假记者等等,数不胜数,害得消费者与受骗者叫苦不迭。于是大陆政府又添设了一个吃皇粮的机构——屁用也没有的“打假办公室”。
新闻机构更来劲,组成“质量检查万里行”,分成数路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大陆边境开始,逐省披露伪劣产品。所到之处,免不了当地官员欢宴迎送,慰劳辛苦,好处是少不了的。正因如此,不法之徒又看到了发财的可乘之机,纷纷组成假冒的“质量万里行”。
据上海《新民晚报》十一月一日载:《人民日报》质量万里行主任来到黄山,引起黄山市长纳闷,怎么刚走一个“质量万里行”,又来一个?东道主已方方面面给予了方便,难道犹嫌不足?直到见到这位主任方才弄清,此次来的是正宗“质量万里行”,刚走的却是冒牌货。据云全国各地发生冒牌“万里行”的队伍已有七起,其中一个假冒“万里行”的“记者”团伙,在天津已骗取到近百万元的资金。看来“打假队”中也不乏贾(假)府中人。
用鸭子权充工资
有人将大陆不同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贫富不均越来越悬殊的现象称为结构性的贫困。大款大腕一掷千金,而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开不出工资。据七个省不完全统计,拖欠教师工资总额已超过四亿,如四川仪陇县九二年全县教师七个月没领到工资(据《中国教育报》文,教师工资月收入仅四十元的占三分之一)。近一、二年连政府行政部门也长期开不出工资或只拿部分工资。
七月六日《人民公安报》载文:“今年以来,河南省商丘地区睢县某乡派出所全体警察发了三十六支鸭子。商丘地区公安处长说:能发鸭子还算好的呢!总比什么都不发要好吧!我们地区八县一市,其中五个县今年以来一直没发过工资。”
难道国家穷到这地步?
正如《中国老年报》署名杂文说:“说国家穷实在难以理解,有时侯觉得国家有得是钱,否则为什么办公楼越盖越漂亮,小轿车越坐越豪华,出国考察团多如过江之鲫?又如何理解一年公款吃喝超过千亿,足可上两个三峡工程?”(今年七月十九日《都市青年报》载三峡工程的移民资金大部分变着花样成了招待费用来吃喝玩乐。)
无怪乎民谣曰:“一杯酒,二斤油;一顿饭,三头牛,屁股底下一幢楼。”又何必搞“希望工程”伸手向海外集资,美其名曰帮助失学孩子回到学校?深圳宝安某局一桌宴席花了两万八千元,足以使五百名失学儿童回到校园!
行路处处有险情
近一二年,大陆车匪路霸之猖狂,令出远门者谈虎色变。据官方统计,九二年一年全铁路共发生客车抢劫案五百六十七起,其中杀伤人者三百三十六起,抢劫案在快车、慢车甚至进北京的列车上都有发生。九三年八月二十日《南方周末》一篇报导更让出远门者胆战心惊。
九三年春天,几位医生从河南等地赶到广州开会,很幸运没赶上列车抢劫。其中崔医生下车后正在车站前张望,忽见一青年走在他面前,并将提包落在地上,崔医生不敢去捡包,但“丢包人”和团伙回过头来一口咬定崔医生捡了他的包,并要他赔偿包里的一万元损失。为证实自己的清白,崔医生一边分辨一边将身上的钱掏给两人看,两个烂仔一把抢过崔医生拿出的二千六百元转身就跑,崔医生携着沉重的行李,眼巴巴望着两人消失在人海之中。
从湖北来广州的姚医生遭遇更惨,他在天刚亮时下车,决定坐“的士”赶到会场,这时身边正好过来一辆“的士”,姚医生见车里有人,便准备再等一辆,而司机却“友好地”缠住他,说早上等车不容易,可以少收他钱为他提供方便,姚医生千恩万谢坐上车,还以为碰上活雷锋,没想到“的士”开出不久便停了,车上三人硬把姚医生拖下车,扒下他的外衣,里里外外搜遍,将姚医生身上的一千八百元及腕上手表抢到手,开车扬长而去。
另位高医生在火车站广场的收费厕所里,也被早躲在厕所里的人抢劫。几位千里迢迢来开会的医生,全在广州火车站留下被抢劫的记录,真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行路处处有险情。
发稿:2001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