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是怎样买卖的？

中国《财经》月刊的一名女记者最近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了不寻常的行动：会议组织者给她红包时，当著其它记者的面，她把红包退了回去。

这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资深记者说，“在中国公开退回别人的东西相当难堪，但我也只能这么做。”

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6日说，中国记者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他们要想保持独立还必须同几乎已经成为行业标准“有偿新闻”作法斗争。

中国的记者会都以“车马费”的名义给记者红包。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公关行业酬谢与会记者和编辑和为客户写稿的一部分。红包也成为记者收入的重要部分。中国平均每个红包300元人民币，一名精力充沛的记者一天参加三场记者会就可以得到900元，对于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记者来说相当不错。

中国宣传部门定期批评那些为了金钱而写稿的作法，说那种作法玷污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但共产党严格控制新闻对于那种作法负有部分责任。在所有新闻都要接受政府定义的体制下，那些为了推销产品的公司只好提供刺激来吸引媒体注意。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大的媒体报导对于公司越来越重要。全世界的公关公司都经常利用各种或大或小的礼物来诱惑记者。过去其它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装现金的红包是推销产品的常用工具。

《金融时报》说，一家中国公关机构和外国公司的标准合同可以显示中国的“红包”泛滥的何种地步。

“媒体促进协议”为公司提供三十家报纸二万字的媒体报导，包括新闻和特写。公关公司答应，保证媒体发表报导，控制内容。反过来，公司要按照每个字2.5元的标准对30家报纸、每家400字的报导付费，对于4篇2000字的特写要按照每个字8元的标准付费。总的费用是94,000元。此外，一分钟的电视新闻被看作相当于6000字。

为了保证那些记者都写稿，每个参加会议的记者得到300元的车马费；每个电视记者得到2000元。合同还包括支付报纸编辑的费用，以此保证报导的篇幅和位置。

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理事会成员叶茂康（音译）说，中国对于促销和新闻两者观念有些混乱。但他认为支付“车马费”的作法未必会构成“有偿新闻”。

香港《大公报》驻上海记者方爱军（音译）说，“记者没有红包怎么活？如果公关公司不给我们，他们就切断了我们的生命线。他们要我们饿死不成？”

外国公关公司曾试图改变这种作法，最后只好也提供部分车马费。

(摘自金融时报)

发稿：200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