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连老乡”

　　我生在大连，长在大连。父母亲原是江浙一带的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落根于大连。由于这些诸多原因，我的口音“海蛎子”味少了一些，相貌虽然不是那么眉清目秀，但多少有一点斯文书生之气，加上体弱多病，性格难免或多或少有点阴强阳弱。

　　二十一岁那年，我离开大连去吉林上大学，同宿舍八个人中有四位来自大连，我也算是其中一个。但在平常生活之中，他们三人总形成一个小“集团”，而把我排除在外，从来没有把我看成是“大连老乡”。

　　一九九六年，在美国田纳西州读书时，大学里也有几位大连人。他们性格豪爽，快言快语，喜欢助人为乐。每逢周末，我们大家常在一起踢足球。我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总是被分出“大连队”之外。每当这时，我不得不强压怒火，心里十分不痛快。

　　十二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地方。我曾经认过一位“大连老乡”，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正直不阿的品格至今使我难忘。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在我父亲的战友王伯伯家吃完晚饭，正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电视里传来了天安门广场的“戒严令”。王伯伯说：“今晚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了，那里太危险。”我说：“没有关系，我只是去看看热闹。”王伯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不同意我出去。好在伯母帮我说了几句话，“让他去吧，小红这么机灵，不会有事的。”

　　我骑上自行车直向天安门广场奔去，路过人民大会堂西门时，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放好自行车，我上前一看，只见几个学生和一个中年男子在辩论什么。这男子身材魁梧，皮肤较黑，说着一口大连话。他劝学生们今晚最好离开广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那几位学生不同意他的观点，坚持同学们应该坚守广场，直到政府答应同学提出的条件。双方僵持不下，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天渐渐黑了下来，大约接近午夜时，人群慢慢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坐在石阶上。

　　夜幕中我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是从大连出差来北京，过两天就回去了。我提了不少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我们俩好像记者专访似的。他思路敏捷，分析问题精辟而深刻。他叹息学生上了李鹏政府的圈套。他们本该早点离开，这样赵紫阳可以出来说说话……。谈着谈着，我感到周围的喧闹慢慢消失，空气也渐渐地凝固起来。我们突然听到一阵大喊，“建国门那边打起来了。同学们快去。”我匆匆忙忙告别了这位“大连老乡”，骑着自行车向建国门方向驶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大家都有一点像“地下党”，所以我也没有问他姓什名什。

　　不巧这之后的那周，我们所里来了几位德国专家。我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还陪他们去外地玩了几天。一周后，当我返回北京时，同寝室的同事告诉我，有一个大连人因为心直口快倒霉了。晚上新闻联播时，我迫不急待地打开电视，正好里面播放宣判新闻。我的这位大连老乡姓肖名斌，因为向外国一家电视台说了几句实话被全国通缉，最后被捕入狱。

　　看着电视中那一幅幅不可思议的画面，我有些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好在脑袋还没有傻掉，我在想：“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伸张正义，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可怕。” 摘自<<华夏文摘>>


发稿：200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