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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买卖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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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

2000年国庆后的一天,我认识了一位新大学生,这孩子1·85米的个头,通常一顿午饭只吃光面一碗!他噙着泪与我谈了好久。为了使他安心学习,他父亲对家人隐瞒了几年的病情;他为父亲争到了资格──通过借债购买“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格。他不知道该不该央求父亲去购买“中国乡村医疗”,他认为装着不知父亲的病情或许更好,因为那是父亲的意志所期求的。他的父亲其实是花了生命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教育。我对他说:“你应当争取到最高贷学金!”“我的申请书交过了,可前天又让我写一份,因为补办有关证明我已经错过第一批贷款名额的审批。过就过了,反正我也不想申请全额。”“为什么?”“规定毕业后一年内还清,到时工作能不能找到都是问题,还不了怎么办?”我心想,这孩子如果提出让我做他的担保人,我怎么办?悲悯或者同情是有限的!

教育买卖是做起来了,谁也没有想到来势如此迅猛。我心里直祈祷: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少一些上吊、喝农药的吧。苦读十二年考上了大学,首先不过意味着争得了一次花大钱的资格!

既然做起了买卖,那就不能不讲讲买卖公平。首先当然是什么可卖什么不可卖,得有严格的范围限制。《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义权,教育应当免费……”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义权国际公约》更具体说到:“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人们说,人权文本只能是一个道义理想,实际做不到。我想对这些“务实党人”说句:人类社会当下的现实问题主要不是离理想太远,而是有些国家离甚至是自己的权力机构制定的宪法、法律太远!而人权文本与一个事实是相一致的,那就是:不是收钱的教育比重越来越大,而是全人类范围的义务教育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大着它的范围。教育的日益商品化根本不是进步的标志,而是恰恰相反,是退步的标志!

关于本乡的义务教育,人们议论到的有些难题当然是实践的难题,例如钱从何来?我们无法深究没钱保障义务教育的原因,或者追问如经济学家扬帆先生测算的30万亿元人民币哪里去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事实;但大量的政策性收费(乱收费还是另外的问题)使许多家庭不堪重负也是事实,而它们竟与动辄超过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

中国的“义务”教育买卖计有:1,“赞助费”。什么赞助?不是赞而助,而是缴了就是赞助!你敢不赞(缴)吗?其实是不愿挨也得挨,家长们联想到的字眼很吓人,叫“人质”。幼儿园动不动也收到几千元了;2,“择校费”。义务教育成了强制性安排,否则再怎么择校也不可能碰到钱的逼迫;3,“民营班”。一校两制,用着公办的教育资源,打着“民营”(愿挨)的幌子收费;
4,“素质教育费”:以实行素质教育为名,烂开技能班(课),既烂收了钱又增加了学生负担。此外,还有各种强卖强卖,做学问的专家们可能不感兴趣,但我却骨鲠在喉不得不说,因为我看到过几则乱收费致学生自杀的报导,例如东北某小学校一女孩子因缴不起10元报刊费而喝农药弃世!有的小学校光书本、资料、报刊、簿本文具费,一年就达几百元。开水不给喝上一口,(北京一位知识母亲不无沉痛地说:孩子成了耐渴的骆驼!)可强制半强制的就餐、加餐,倒是躲不掉。校服换得勤,成了某些人或集体创收的路子,至于样子、爱穿不穿就不管了,人家旨在养护孩子平等心态的发明,到本乡就变味了──我常这样想:一个社会的人道程度,看看其医疗(院)如何就知道了;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看看其学校如何就知道了!

落实义务教育当然是有困难的,但实践的难题有真“假”之分,大家都真心诚意来做却举步维艰的事情是真难,人为设障使得可做的事做不了则是“假”难,很多“难事”其实不难,可为者不肯为、不让为不难自然也难了。“假难”不假,譬如又说到钱,让我们难堪的事情何止义务教育,君不见钱照收教师工资照样发不出的难吗?对不起,落实义务教育不管多难,都首先是各级政府需要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有论者主张一些地方的孩子失学,要将责任追究到家长头上,有的失学儿童还将父母告到法庭,其实干系主要或基本在地方政府,责任应当或者首先应当追究到相
关政府身上。这应当说是关于义务教育的基本觉悟。

离开义务教育,也不是一个钱字了得的。更重要的话题这里不谈,就谈教育买卖应当如何做。

上面引用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关于受教育者的义权平等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有一系列制度上的保证,以免除受教育者的被歧视、被威胁、被损害,我们国家的宪法与教育法也说到教育平等。但是,如果将这些年高考季节的传媒所披露的“冰山一角”,系统整理一过,便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买卖离平等交易、公平交易的买卖规矩,差距何止以道里计。不细说,我将之概括为如下数种歧视:1,关系性歧视,如当官的打招呼方便,其子女在录取上普遍多得讨巧,填志愿的紧要甚于考分其实往往不在学校、专业招生名额的限制上,而在关系的限制上;2,垄断性歧视,如本校、本系统、本行业官僚与职工子女的录取分数低于一般校外、行业系统外考生的分数,尤以一些垄断性行业院校为突出;3,城乡有别的歧视,即农民的孩子考学要求的分数线高于城市的孩子;4,地区歧视,即北京、上海等地的考分制度性地低于多数外省的考分;5,生理歧视,例如残疾人考学难;6,技能歧视,例如竞技“体育”相对拔尖的考生,可以获得特别的考分优惠;8,地位歧视,主要是成人教育中党政企官员动用公款购买高学位教育,严重扰乱了特别是硕士、博士的学位管理;等等。落实到钱上说话,这些歧视也就是教育买卖的不公平。此外,从这些年例如2000年《南方周末》等传媒披露的情况看,各地的收费标准仅公布出来的就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现象。奇怪的是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收费标准并不“西部”!而有一类无以名之、不伦不类的公办“二级学院”,收的钱已经远远“超过”(相对于人均收入而言)美国公立学校了:“美国一般公立学校收费10000美金,我们这类公办大学一般收费50000元人民币!(不含杂费)一些地方竟然高到10万元人民币!(见萧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教育买卖的一个最为紧要的问题,无疑是:拿什么样品质的教育来做买卖?2000年10月间中央电视台报导了一则某垄断性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材错误百出的“新闻”,这对各地大中小学强制性售卖的教材与教参来说,早就不是新闻了!在南京某些高校,曾经有几年时间使用过一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德育”教材,约近一半篇幅是对美国某伦理学权威一专著的摘译,译文让人不能卒读,其中一位译者竟然没有学过英语!

教育可悲地成为了商品,这已是大错。而就算这买卖成立,现今买卖双方的权益又极度的不平等。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一代代人的延续不知将是何等惨落的结局。

注:本文转载时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