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北京“一言堂”----香港传媒的动荡、分化和改组

香港传媒从九七前就开始自律，减少政治新闻就形成社会新闻的恶性竞争，有的关闭，有的易主。而新闻自由的传统使中共需要“调教”他们，到底要怎样才能不踩上地雷呢？

在中共收回香港前，有自由缺民主的香港传媒，曾经经历过令人羡慕的繁荣时代，四百多种的各式报刊铺满街头报摊。如今虽然看来还是琳琅满目，但是综合性的报章又所减少，而内容更是有重大的变化。

九七前後重要报章的变迁

其实变化在九七年前就开始了。原因是在中共官员不断“提醒”下，有些报刊开始了自律。首先表现在压缩政治新闻，回避其中一些敏感问题，例如涉及中共视为禁区的“分裂国家”，以及香港民主派的活动等等。但是报章还要生存，在激烈的竞争下，唯有在社会新闻方面大作文章，形成恶性竞争。畅销报纸之间的恶斗而屡屡出现刺激感官的暴力和色情煽情新闻就是这时开始泛滥的，影响了报章的素质。电子传媒中的“今日睇真?〖芋B“城市追击”等也应运而生，并有较高的收视率。

这样，比较老派的报纸，在竞争下被淘汰，例如资格最老的《华侨日报》，台湾联合报系在香港创办的《香港联合报》等，《快报》是办办停停；《明报》则在九五年十月为在中国大陆有大量投资的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所收购。

九七年香港主权转移後，新闻界的自律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多家报章关门或求售。其中《快报》最先停办，亚洲电视和星岛集团先後在九八年和九九年给有中资背景的财团收购部分股权，星岛集团的《星岛日报》保留原名，英文《虎报》则改称imail。今年九月，刚被其他财团收购的《天天日报》也宣布停刊，然後一分为二，改办大众化路线的《人人日报》，但很快被禁制出版。此外，还办了一个《正报》，以评论和报导教育界消息为主。紧接着又有一份走高档路线的《公正报》出现，但这些新报纸并没有什麽影响力。

政治立场和销售市场的矛盾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网络高潮中，也有一批网络媒体出现，例如由名嘴办的cyber日报，并且出现一批网络新贵。其中一位陈国强，曾在股市中为李嘉诚解困，从而成为好朋友。此人锺情传媒而大量入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平面媒体有：《明报》百分之十，《广角镜》(政论杂志)百分之五十四；网络资讯公司有：cyber日报百分之十六，东魅网百分之二十七，东方魅力百分之十八，australianet.com百分之五十。陈国强在十一月初宣布收购《成报》百分之百股权。《成报》创刊於一九三九年，它的历史比星岛短一些，在九五年《苹果日报》创刊前，它的销量排名第二，但是其後它就一蹶不振。通过这一连串收购事件，显然不可小觑陈国强要创立传媒王国的雄心。

在政治环境大变化的情况下，加上一些传媒老板在大陆有其他投资，所以多数都有自律的行为。传媒的一些高层人士为了自己的饭碗，也会自律。但是顾到政治立场，就顾不到市场，为了顾到立场而又不失市场，便在社会新闻上出现极为恶性的竞争，於是不但大批“狗仔队”出现，不分白天黑夜跟踪名人，使一些人不胜其烦，甚至因而惹上官司；还出现用钱买新闻被廉政公署搜查，甚至还有制造假新闻引起轩然大波。恶性竞争还引起若干传媒之间的对立。

当然，香港的传媒，还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除了市场考虑之外，还有传媒工作者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有关新闻自由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不愿意在“一言堂”面前就范，因此中共这些年来就在“调教”他们。

在香港主权转移前，主管香港工作的中共官员就反覆教导香港传媒不可“鼓吹”若干敏感新闻，但是又没有讲清楚“鼓吹”和“报导”有哪些方面的区别。香港传媒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

通过三年多来的检验，通过若干实例，大致有一下几个方面属于中共的“禁区”。

三年多的检验有四个禁区

一，阴阳怪气的内容。这是从公营香港电台的遭遇总结出来的经验。香港电台因为独立自主的编辑方针不甘成为“喉舌”而屡次受到“爱国人士”的围攻，以致广播处处长张敏仪被迫挂冠而去。但最受责难的当是“头条新闻”节目，被形容为“阴阳怪气”，实际上无非是嘻笑怒骂而已。因为爱国人士都是正襟危坐的道学先生，所以这个节目已经被暂停而改为“领袖系列”。但闹出绯闻和生下私生子的“领袖”仍然可以上榜，只要“政治正确”可也。

二，事关“分裂”的内容。今年三月十八日台湾总统大选後，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陈润芝采访了香港人并不熟悉的新任副总统吕秀莲，结果被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怒骂为鼓吹“分裂”。看来普通报导是可以的，专访就是“鼓吹”了。是否可以这样解释，还得请教研究新闻专业出身的王凤超先生。

三，不可拆穿领导人的西洋镜。经常批评中共，北京当然不喜欢，但是它的临界点在哪里呢？那就是不可拆穿们的意图。今年六月下旬，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香港富豪，要他们“挺董”，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些商人是“唯利是图”的，所以以参加WTO後欢迎他们投资为名，答应给他们甜头。岂料这个西洋镜被《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在该报的专栏文章中揭穿了，所以报老板，也是江泽民接见时在座的郭鹤年立即以读者名义痛斥林和立和该报的编辑方针。在江泽民大骂香港记者後的十一月初，林和立立即再被削权，被迫辞职。

四，领导人不喜欢回答的问题。一九九八年四月初，国务院总理朱〖基访问法国，因为无疆界记者散发传单要求中共释放被囚禁的大陆记者高瑜，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廖忠平问朱熔基有何感想，被中共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苏旭痛骂一顿：“你不应该问这种问题。”什麽叫“这种问题”，苏旭没有解释。今年十月底，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张宝华问江泽民现在就支持董建华出任下一届的特区行政长官是不是“钦定”，身为中国“最高”的江泽民也不禁恶向胆边生，大骂香港记者年轻幼稚，并且警告他们。到底什麽问题才不幼稚？江泽民也没有说。

新闻自由将进一步遭扼杀

上述问题中，以第四个问题最难解决，需要香港记者不断揣摩、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香港记者应该摸索出一套中共领导人喜欢回答的问题。例如江泽民在文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临时召来香港记者，香港记者这次学乖了，只提江泽民喜欢的问题，例如中美关系啦，台湾问题啦，给江老总有发挥的馀地，因为美国和台湾是“敌对势力”，是中共出气的对象，可以“疏导”中共领导人而不把气出在香港记者身上。

如果只在揣摩中共领导人心意，传媒肯定打不开市场，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批评中共一党专政的行为，中资和爱国商人就会奉命抵制该传媒而不刊登广告。有些商家也因为怕得罪中共领导人而心领神会的参与抵制行动。例如在江泽民大骂香港记者後，有消息说江泽民表示他带头不看某某日报。实际上从某某日报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封锁它的广告，还不许它派记者到大陆访问。江泽民看不看是另一回事，也许越骂越看，还起免费广告作用，但是有意进一步封锁和“围剿”，是再明白不过了。也怪不得有的报老板看淡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而要脱手，有的则往台湾发展。因此预期香港未来传媒的动荡、分化和改组还会进一步加剧，对此不妨拭目以待。

对北京这种态度，有香港官员婉转出来维护新闻自由，肯定舆论监督的作用，但也有鼓吹成立新闻评议会来“监察”传媒，有的要将狗仔队的缠扰行为刑事化，处处要箝制传媒。不幸的是有些市民看不到主流，认识不到新闻自由对香港总体自由和繁荣的重要意义，跟在那里起哄，这将助长当权者扼杀香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决心。


发稿：200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