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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与千里马──高行健获诺奖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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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才君

千禧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中文作家和画家高行健先生,引起各界强烈反响。首先,获奖者的专制祖国中共当局指责该次授奖「带有政治目的」,自由祖国的台湾陈水扁总统则向高行健道贺,海内、外华人虽普遍对高行健及其作品感到陌生,但大多数仍为高行健作为第一位华人获得该项全球文学最高奖项感到高兴。少数舆论及人士则对诺奖评审标准持以质疑态度。

高行健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生及成长,因其思想为当局不容而不得不逃亡海外。高行健对自己能获奖归功于海外自由环境,认为他在海外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在大陆几辈子都无法实现的。尽管高先生已经加入了法国籍,并且在海外也不介入反对中共的政治组织活动,但是,曾经统治过高行健的中共当局还是不顾国际礼仪,仍旧企图对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实施它的管辖权。当然,中共是有道理恼羞成怒的,因为高行健一直不认同它的专制政府。1989年「6.4」惨案发生后,高行健公开声明,只要这个专制政权还存在一天,他就不会踏上被它所统治的土地(这就很有「不食周粟」风骨)。之后,他并创作戏剧《逃亡》,描述89民运。当时他便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1990年中共出版攻击海外民运的《亡命精英现丑录》一书,便收入高行健的《逃亡》,大加批判。这次高行健获得全球瞩目的文学桂冠,令北京感到极大的尴尬难堪,甚至是当头棒喝。

诺贝尔奖创立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文学奖上缺席。多少年来,国人对此耿耿于怀,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知音难寻。正因此,中国人对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翘首以盼。每年都在炒作中文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这次高行健以黑马姿态夺奖,大跌行家眼镜。不少人还愤愤不平,责怪瑞典皇家文学院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将诺贝尔文学奖跟政治挂钩。其实这是对诺贝尔文学奖天大的误解。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各方反应,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近世颠沛流离命运,也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跟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吻合。中国传统文学提倡「文以载道」。孔子说:「道不行,吾乘桴游于海」。韩愈也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起义者更是高举「替天行道」的旗帜,号召天下。可见中国传统上对「道」的尊崇。这里的道,就是宇宙间的真理和自然社会存在的规律。中国传统文人认为文学就应当是用来记述和表现这样的真理和规律的。所以孔子公开表示,如果统治者行事违背了自然定律,他就会远离他们,就要逃亡海外。

孔子对「道」的追求成了后来中国平民的榜样,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偷渡」的第一位倡导者。面对无道的统治者,广大人民用「乘桴游于海」的逃亡方式,进行消极抵抗。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自由度是越来越小的。周朝以礼教化天下,用道德就能维持了800年统治,让孔子尚念念不忘要「克己复礼」。可见,那时人民自由度是不应被怀疑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孔子能周游列国,弟子三千,也说明那时人们思想和行动自由还很充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开始,人们从思想到行动便开始受到统治者的强力控制。不过那时人们还是可以逃亡的。他们开始从中原逃往南方。后来,尽管有几个朝代实行海禁,我们崇尚「不自由,毋宁死」的先民们,还是能够学习孔子的「乘桴游于海」,抛弃暴政,逃亡到海外,如台湾、越南、马来等南洋诸国和美洲。那时的逃亡不需要签证,只要敢冒险便可。而现在的中国人连上述的自由逃亡空间都失去了。他们再也不能像孔夫子那样潇洒悠然地「乘桴游于海」,而是要偷渡,作「人蛇」,被当作牲畜那样关在货柜里偷运,之后,或如多佛惨案那样被闷死,或者被发现,再被边防警察关起来,被送回自称伟大的祖国,再被伟大的党政府罚款和判监,继续过着奴隶般被盘剥的命运。

所幸的是,高行健先生都逃过了这些厄运,能为法兰西所收留,之后,能安静地做他所想做的事情,可以「弹素琴,诵金经」,之后,还能如「伯牙遇锺子其」那样,在西方文化界碰到知音。这次,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被瑞典皇家文学院唯一通中文的院士马悦然先生这位伯乐所相中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说明了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马悦然先生研究中文数十年,认识包括大陆内部中文作家不计其数。他只是偶然在一次飞行旅途中无意读到高行健的文章,便被高行健的旷世才情所吸引。这说明,千里马可遇而不可求。马悦然相马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认真的。当然,马悦然认为高行健是文学的千里马,这并不否定中国文学还有其他千里马的存在。只不过每年文学奖只能奖给一人。

伯乐相的是千里马,而中国共产党则习惯指鹿为马。可见双方的评判标准截然不同。于是才有了北京外交部对该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抗议。他们指责评审委员会相中的并不是千里马。这就很好笑。共产党曾多次发布最高指示,谓「中国永远不称霸」。然而,这回在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上却实在是在搞国际学术霸权。因为是瑞典皇家文学院在为诺贝尔文学奖相千里马,而且相中的是法国籍的高行健先生。那是文化伟邦法国的荣耀,与共产党大人有何相关?北京外交大臣这种打破醋罐子的举止和气节,着实连汉朝朱买臣的贫贱妻子还远远不如。

瑞典有每年评选全球千里马的胸怀,法国也有招纳像高行健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千里马的气度,而号称要执掌两岸权柄的中国政府,有的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才是应让北京各位食肉者们所深思反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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