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下)

　　中国政府声言，在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为什么不首先和国内的人民对话？我们中国人权早在一九九三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就呼吁中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进行对话，至今没有得到响应；不但如此，中国政府还将要求对话的中国人权宣布为“海外敌对势力”。实际上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处处在对抗，对抗世界人权大会的宣言，对抗国际舆论的批评，对抗国内人民的呼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投了赞成票。事后，又与之对抗。

　　世界人权大会之后不到两个月，对抗就发生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谈及民主和人权问题时，江泽民说，民主和人权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注十一）人权确实是具体的、相对的，这就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说的，人权是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相联系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下的人权又有共同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样也肯定“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一切具体的、相对的人权中都有普遍人权，所以人权既是具体的、相对的，又是抽象的、绝对的。江泽民只承认具体的、相对的人权，而否认抽象的、绝对的人权，这就是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有各的人权，而没有一切人共同的人权，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来反对普遍人权。

　　人权应是一切人共同的利权，但迄今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之中，人权的实施受制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实施人权只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做到，在这方面体现了人权的相对性。但在任何条件下，违反人权的事都可能发生；而且在发达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也不可能在发达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以警察暴力、军人独裁和政府恐怖行为侵犯公民利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违反人权的。所谓违反人权就是违反了普遍人权。实施人权，只能实施相对人权；违反人权，必定违反绝对人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是在实施人权方面，而是在违反人权方面。在实施人权方面，中国政府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抵消其违反人权的罪责。国际人权公约对这两方面作了不同的规定：在实施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可以“采取措施”，“逐步达到”；在违反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则是“不得剥夺”，“保证实现”。前一方面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后一方面不是需要做什么、而是只要不做什么就可以保证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正是要求它不做什么蜒不要调动军队镇压人民，不要豢养大批武装警察和国安人员，不要开“黑名单”，不要抓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不要钳制舆论，不要查禁书刊__，这一切都不做，就不会有违反人权的事了。中国政府的策略则是以实施人权的相对性来转移、掩盖、否认违反人权的绝对性。

　　“相对人权论”取消了人权的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是“多种人权论”。还是江泽民说的：“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__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要全世界都接受一种人权是不可能的。”（注十二）中国政府在国内拼命消除多样化的同时，在国际上却尽量要求多样化。一党专权只允许舆论一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被压倒了，还有什么多样化？中国的外部世界确实是多样化的，难道多样化的世界就有多种人权？中国有中国的人权，美国有美国的人权，俄国有俄国的人权，法国有法国的人权__，这等于没有人权，只有邓小平所说的“国权”。为什么会有多种人权？江泽民的理由是“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否有一种观点就有一种人权？人权是客观的，“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对人权的主观认识。“不同观点”并非同等价值；对人权的主观认识有正确与错误、全面与片面之分，正是根据客观的人权实践才能检验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怎么能代替客观的实践？不同的观点怎么能等于不同的人权？江泽民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连共产党哲学的起码常识都没有。

　　中国政府的“相对人权论”、“多种人权论”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证，却又以此为前提引出“干涉内政论”。因为人权是多种多样的，以自己国家的一种人权去评论别的国家的另一种人权，就是干涉内政。江泽民说：“人权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__而不应该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注十三）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也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注十四）不干涉内政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完全正确；但说“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就很不自然了。人权问题是国际关系吗？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处理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处理人际关系的主体是人。不同的主体，处理不同的关系，必须运用不同的准则。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利权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注十五）在世界范围的人与人之间“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应当互相支援，而不是互不干涉。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权问题）从外部发动战争，颠覆政府，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但国际社会对一国违反人权的政府表示谴责、实行制裁，对人权受害者表示支持、实行救助，完全符合人际关系的准则。中国政府在“惩罚越南”发动战争时，连人权问题的借口都没有；当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政府屠杀人民时，“不干涉内政”的准则就变得神圣了。事实上倒是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的批评。将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从国际关系领域搬用到人际关系领域，就是一种对抗的策略。

　　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凡是对别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发表评论，都可以构成干涉内政。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中美两国人权比较》，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发表《请看美国的人权记录》，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系统地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请问，这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还是中国的人权标准？如果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那是多此一举；如果是根据中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不也是干涉内政吗？可见，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只反对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反对中国干涉别人的内政。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策略是把人权问题民族化、国家化，来对抗人权的普遍化、国际化。要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就没有违反人权的问题了；要是用普遍人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又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政府构筑的人权对抗的挡风墙、挡火墙，就看能否挡得住了。

　　中国政府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变动的一面。变，还是比固定不变要好。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虽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签了还是比不签要好。中国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场经济就是弄假成真的。起初，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半推半就，现在，市场经济终于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权问题也会这样。我们要把中国政府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弄假成真。

　（注一）《独秀文存》第９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注二）《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６８页。

（注三）《北京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文章。

（注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９页。

（注五）《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5期“编者按”，《北京日报》理论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注六）同（注四），第３卷第１２５页。

（注七）同（注四）第３卷第３４５页。

（注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接受记者采访，《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

（注九）《在“９９《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头版头条。

（注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１页。

（注十一）《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长等采访时，江泽民阐述中日关系及国际问题国内形势》，《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头版头条。

（注十二）同上。

（注十三）同上。

（注十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注十五）《国际人权宪章》（中文版）第５页，联合国出版，纽约。

发稿：2000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