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郭罗基中国的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喉舌」,不仅发出党的声音,还要控制别人的声音。不是党的声音也是党愿意听的声音,于是就「舆论一律」了。
控制舆论的方针叫做「把握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导向」的执行机关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谓「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某些舆论。根据毛泽东留传下来的植物分类学,将所有的舆论分为两类,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是毒草,必须锄掉;社会主义舆论阵地就成了香花满园。其实,在花草之间至少可以分四类,而不是两类:除了香花和毒草,还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更何况还有不开花、不是草和既开花、又是草的植物。带上这种简单僵化的二分法的有色眼镜,自然界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一概不见了。社会舆论的自然状态也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正像自然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社会舆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社会舆论是怎样形成的?社会舆论形成于「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自由市场」的理论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提出的。自由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是思想、言论、信息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信息的真假、对错、美丑、善恶、优劣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见高低,按照竞争的原则,优胜劣败。个别人的思想、言论进入自由市场,被人接受,物以类聚,形成不同的舆论。不同舆论的较量,逐渐形成主导的舆论。主导舆论的出现是以不同舆论的存在为条件,而不是压制、消灭不同舆论。不同舆论和主导舆论的形成都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自然过程。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份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而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事实证明,「把握舆论导向」的人,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他们的思想言论水平往往比常人还要低。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允许不同舆论竞争的话,何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
「把握舆论导向」的根据不是思想言论本身的正确性,而是凭藉政治权力。那么,政府是否有权控制舆论?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它的产生和存在取决于人民的同意,也可以说取决于公众舆论。选举则是公众舆论的数量化。人民授权就是舆论决定政府;政府决定舆论就不是人民授权。在中国,要人民「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党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这种制度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份:一部份是天生的教育者,一部份是命该的受教育者。所以,教育者必须为受教育者「把握舆论导向」。舆论决定政府或政府决定舆论,这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舆论不一律,是社会的常态;「舆论一律」却是社会的变态。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以舆论多样化为条件。「舆论一律」是专制制度对人民精神上的强暴。上面是「一言堂」,政策是「一刀切」,下面是「一窝风」,全国上下总是「一边倒」;没有制约,没有灵活,没有交流,没有平衡。「舆论一律」从社会的变态渐成病态。
舆论本来是不一律的,一定要搞成一律,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盲从就是作假。
盲从和作假首先严重腐蚀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有好处?
统治者是喜欢别人盲从的,提倡盲从的人就会得到奖赏。50年代上海市市长柯庆施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结果,柯庆施得以提拔为政治局委员。60年代林彪鼓吹「紧跟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林彪成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垮台以后,出现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盲从者从一切都相信变成一切都不相信。原先的一切都相信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所以随风跟进,也很容易随风飘去。盲从的前提是追随的对象绝对正确。事实上不可能有绝对正确。只要一旦被人发现不是绝对正确,盲从者就会走向反面。所以,任何人物、政党、政府被人盲从不是好事,同时也潜伏着被人抛弃的危险。
作假更不是好事。要求人们不发自己的声音而发党愿意听的声音,这就是演戏,根据剧情勾画脸谱、扮演角色,不作真人、不说真话。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剧场假相」的蒙蔽。所谓「舆论一律」就是由人们演戏产生的「剧场假相」。演戏的人是不会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看戏的人,是对「剧场假相」表示欣赏、从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个伟大」,毛泽东受骗最深。所以他后来恨恨地把「亲密战友」称作「政治骗子」。
既然政府还要由人民来决定,人民发出什么舆论怎么能由政府来决定?政府决定舆论,舆论支持政府,不用选举,不会下台,有人认为这种巧妙的设计便能长治久安。实际上,「舆论一律」的制造者总是事与愿违,其后果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危机四伏。舆论不一律,社会矛盾得以及时揭露,导致政策改变以至政府更迭,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进行。这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舆论一律」,掩盖矛盾,社会危机往往在不可预期的时间、意想不到的问题上突然爆发。齐奥塞斯库的一朝覆亡,苏联的顷刻瓦解,其实危机早已潜藏在「舆论一律」的迷雾之中。中国也经历过很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9年的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事件,有谁料到?不是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惊惶失措吗?「舆论一律」破坏了预警机制,政府也就失去了安全行事的保证。
「舆论一律」究竟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没有好处,对政府也没有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迷恋?
发稿:2000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