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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荒誕理由 他們成為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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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輝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斯大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斯大林的運動。蘇聯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蘇聯為此出兵鎮壓,而中共則支持鎮壓。鎮壓導致2萬多匈牙利人死亡。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中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問題,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毛不想放棄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因此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分子的不滿。毛於是通過采取“引蛇出洞”,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方式,將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引爆,並隨後於1957年6月發起了“反右”運動,毛宣稱:“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役,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反右運動至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教育,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或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而他們的悲慘遭遇並沒有因為運動的終結而結束,在隨後的文革中,他們再次被批鬥,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回看史料,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令某些人成為“右派”的理由竟然是如此荒誕,即不必有什麼“右”的言論或表現。上個世紀90年代出版的《極左笑淚錄》就記錄了幾個真實的案例。

抓鬮抓出的“右派”

某縣電影公司有一個黃姓售票員,平時與世無爭,既不得罪領導,也不得罪同事。按理說,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右派的。

然而,世事難料。“反右”運動開始後,9個人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了一個“右派”名額,但公司選來選去,也選不出一個結果。畢竟大家都在一個辦公室工作,誰也不好意思提別人的名字。

沒辦法,最終有人提議采取抓鬮的辦法。公司領導無奈之下也同意了。於是裁了9張小紙條,一張寫著“是”字,其余8張是空白。然後將小紙條團成小紙團,讓大家自己抓。抓鬮時,黃君戰戰兢兢,生怕抓到寫有“是”字的小紙條。等其他幾個人都抓了白紙,他也趕忙上前抓了一個,卻沒想到中了簽。就這樣,他成為了“右派”。

上了一次廁所回來成為了“右派”

某地中學地理老師周君,雖然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但其教學卻頗有水平,學生們常常從最初的瞧不起到隨後的佩服。
學校開展“反右”運動後,其所在學校分到了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已經確定,是一位有著海外關系並且與校長關系不好的語文老師,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落。學校只好召開全校老師大會討論。由於大家面對面坐著,誰都不好意思公開得罪人,所以討論了一上午也沒有討論出個結果來。

也活該周君倒楣。當天早飯多喝了點面湯的他,實在忍不住,就想去廁所方便一下。在他看來,自己“思想進步”,業務精通,在同事中又有一定威信,說什麼也不會當上“右派”的。因此就放心大膽地去了廁所。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就提名他當“右派”,其他老師馬上隨聲附和,舉手贊成。等周君從廁所中回來,頭頂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後,他逢人就說,自己這“右派”,是一泡尿帶來的。

二十多年後,周君終於熬到“平反”,他去落實政策。可管事的告訴他,沒有他的檔案,他沒有右派言論,不存在“平反”!多麼滑稽!

湊數當上了“右派”

某單位中共青年團書記W君,一直緊跟中共,在“反右”運動中更是積極表現。上級派給其單位12個“右派”指標,W君百般努力,選出了11人,於是便向主管部門領導匯報:我們單位除11名外,已經沒有“右派”了。

過了一些日子,主管領導交給W君一只封了口的檔案袋,讓他將11名“右派”押往某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到了農場,W君將11人和檔案袋交給農場負責人,並誠懇地說:“我們單位原來分配12名右派指標,經認真摸底排隊,只挖出11名,少了一名。現將11名右派移交給你們,請核對。”

農場負責人打開檔案袋一一核對後,厲聲對W君說道:“W!就是你這個右派最狡猾最頑固!檔案上明明寫著:第12名,W,男,21歲,家庭出身:小業主;本人成分:學生。該右派散布‘右派已經沒有了’等極右言論,建議予以戴上右派帽子,押赴某某農場勞動教養。”

W君聞聽後,馬上癱倒在地。

否定有“右派”的一把手變成“右派”

某縣衛生局局長黃某某,出生於中醫世家,從其曾祖父開始,他家每一代都有一位名醫。因此,在這座小縣城裏,沒有人不知道中醫黃家的。在這樣家庭氛圍中長大的黃某某,自幼好學,後來還在著名的協和醫學院讀了大學,中西醫經驗皆備。

國共內戰期間,黃某某受馬列思想蠱惑,投奔中共,並在中共戰地醫院工作,搶救了不少傷員,後加入了中共。中共占領其家鄉的小縣城後,黃某某被任命為縣醫院院長,很快又升任縣衛生局局長。

“反右”運動開始後,十幾個人的縣衛生局也分到了一個右派指標,這個指標是非完成不可的。尚保有知識分子精神的黃某某在開會時當場就表示異議:“反右派又不是工農業生產,怎麼也要規定指標呢?”還差點和布置任務的縣科教辦主任打起來。回到衛生局後,對中共政治頗為天真的黃某某也只是隨便開了次小會敷衍了事。在他看來,沒有“右派”,也不能隨便抓一個來。

不久後,在全縣領導會議上,各個局都把“右派”名單報了上去,黃某某卻直截了當地說衛生局沒有“右派”。縣科教辦主任一聽,火了,說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種人,難道你衛生局就獨獨沒有?我看哪,你身為領導幹部,這種對反右鬥爭的消極抵觸情緒,就說明你是個右派!”一句話,黃某某被打成了“右派”。

因為各種荒誕理由而成為“右派”的絕不止上述幾人,中共帶給這些“右派”的傷害不僅僅是他們的精神和肉體,還有他們的家人,即便後來大多數“右派”被所謂的“平反”了,但他們的生命能挽回嗎?他們逝去的大好年華能倒流嗎?他們破碎的家庭能重圓嗎?

而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摧殘運動和隨後的文革,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性和敢說真話的良知與精神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