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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感赤色中國難容身 錢穆在香港建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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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順天

1949年,當一些知識分子從香港北上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時,錢穆遷往香港。他預見,中共得天下即意味著中國文化傳統的中斷,於是在英國屬地香港創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並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靠自學 從鄉村教師到進入北大授課

錢穆,原名恩鑅,字賓四,清光緒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於江蘇無錫的七房橋。他7歲入私塾讀書,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他輟學後自學。18歲後,錢穆當了十年小學教師,1922年以後,他又當了八年中學教師。

一直自學苦修的錢穆,致力於史學研究,1930年,因《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兩本著作,使學界人士對其推崇備至。後由顧頡剛推薦,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

居北平八年,錢穆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名校。

在燕大,錢穆見陳寅恪穿長袍,遂改穿長袍,一直堅持到老。當時北大名師雲集,戴金屬細邊眼鏡的錢穆,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說,胡即指胡適,他倆都因以演講的方式授課而聞名。

一次,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宴請教師,錢穆直言,入燕大校門即見M樓、S樓,既然在中國,就該起中國名字。校務會采納了錢穆的建議,後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樓貝公改名辦公樓,其他建築也都賦以中國名稱。校有一湖,因一時無名,就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抗日戰爭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撤到雲南蒙自,期間他與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往來密切。陳夢家勸錢穆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教科書,後來在陳夢家的啟發下,錢穆一反此前中國通史的西方化敘事傾向,寫出《國史大綱》,它飽含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愛國熱情,展現出“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很快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

而民族危亡之時,西學東漸,很多青年受中共革命文化的影響,當時閱讀的多是“左傾進步書籍”,以民族虛無主義為時尚,蔑視和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腐朽沒落” 。

錢穆二兒子錢行說,“1949年以前,好像真沒讀過父親的什麼書。那時我讀高中時,父親有次回來,見到三弟(錢遜)那裏有從蘇聯大使館要來的《列寧選集》,曾經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當時也不怎樣接受……其實那時候的青年學生,和後來的紅衛兵運動也差不多,很狂熱的。”

錢穆勸兒子看《曾國藩家書》,不要看那些“馬列的書”,不要上當、相信那些東西。但後來兒子們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接觸,都參加了學生運動,自認為“進步、革命”,逐漸遠離了父親。

錢穆在學生時代,也曾參加過學潮,但在北平、西南執教期間,錢穆不支持學運,因為中共宣傳馬克思主義,鼓動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與他的傳統理念相悖。錢穆後來離開了西南聯大,也與當時校園激進的左傾思想有關,“聞一多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

預感在赤色中國難有容身之地

“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論旨”的《國史大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1942年,蔣介石約見錢穆,錢穆拒絕了,次年,蔣介石再度約見錢穆。提倡宋明理學的蔣介石,與錢穆思想非常相合。後來,錢穆再次受蔣介石的邀請,與馮友蘭一起去重慶,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為錢穆安排的每餐飯蔣介石都要親自去看,親口品嘗是否合口。蔣介石還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裏清代部分的編寫。

錢穆多次贊揚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權憲法”、“五院制度”,尤其考試制度、監察制度,認為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錢穆的價值觀與中共倡導的馬列格格不入。

1949年4月,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挺進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抉擇。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對中共懷有深望,屢勸錢穆留下。錢穆問他,“您研究古文辭,您看看軍隊渡江的那篇文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成不語。

從文告中,錢穆當時就預感到,赤色中國難有他容身之地。而那篇文告正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1949年8月,毛澤東發表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評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

錢穆認為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會找到我頭上”。此文發表之前的四個月,胡適已經去了美國;八個月前,傅斯年去了臺灣。

當時,錢穆正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10月,錢穆囑托蘇州城防司令隨時照顧家小,然後自己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妻子和五個孩子都留在了大陸。

在香港創辦中文大學 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宗旨

錢穆在香港見到許多仿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有了創辦大學的想法,“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自認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一邊在《民主評論》上發表文章,一邊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在九龍偉晴街借用華南中學的三間課室,籌辦“亞洲文商學院”,夜間上課,由錢穆任院長。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嶽峰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至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亞洲文商更名為“新亞書院”,改為日校,錢穆出任院長。

學校經費困難,辦公室晚上就是臥室。錢穆自奉節儉,先是棲身在校舍打地鋪,後搬到貧民區,再搬到偏遠鄉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立定講壇,舌耕不輟。

學生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學校天臺、樓梯上。師生不到百人,學費收入僅有20%,每月虧空多達三千多港幣。後來蔣介石一直幫助了四年,數年後,學校獲得美國耶魯、哈佛的援助,蔣介石才開始停止撥款。

錢穆公開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1958年的一天,錢穆的長子錢拙接到一封父親來信。信中說,人民公社搞得這麼糟,還要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把自己的鍋竈都打掉,吃公共食堂,“這不是亂了套嘛!”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並為大學,68歲的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在英國屬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學的大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陸大中學校一度陷於停頓。據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持續一兩個月之久。一天,錢穆突然說,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將來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此為研讀文言文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中斷的危機。

父子異途

錢穆畢生信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儒家家庭倫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時,錢穆曾經與余英時一家看電影,內容是關於親子之情的。想起在大陸的兒女,錢穆當時禁不住悄然淚下,而錢穆向來是能夠“以理馭情”的。

1950年,錢穆寫信給留在大陸的三個兒子,希望他們到香港讀書。當時中共貶斥錢穆“賣國”,受輿論影響,兄弟三人認為父親“逃港”即是不愛國的行為。當時18歲的二兒子錢行,甚至將毛的報紙文章寄給錢穆。錢穆想與子女團聚的願望沒有實現。

1949年後,因錢穆反共的立場,子女的工作與生活都受到了株連,他們也曾以所謂“愛國”大義責備父親。

當錢穆在國外創建大學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時,三子錢遜在國內清華大學的講臺上,當了20多年的馬列教師,教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錢行後來被舉家下放,女兒錢易也被下放到江西開荒種地。為免牽連,錢穆和子女斷絕了書信往來。

在中共的集權高壓下,錢穆父子異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31年後的1980年,子女們才與父親重聚,錢穆其時已85歲。而錢行借助赴港探親的事由,才找機會辦了返城手續。

錢遜讀父親的著作時,已年近五旬;曾經叛逆的錢遜,為自己曾經批判國學而感慚愧。錢行70歲時,以“畢明邇”為名,發表文章替父親辯駁:“中國的幾千年說成都是封建、都是專制,是錢先生所最反對的。……有皇帝,不等於就是專制,反之,沒皇帝了也不等於就沒專制。”

錢穆死後,胡美琦發表文章談到,與子女相見時,錢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個說明,“文革”時孩子為什麼用那麼“革命”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父親,但他沒有等到,心中耿耿卻難以言表。

歷史驗證了錢穆對中共的預言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搞“統戰”,派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及其侄子錢偉長勸錢穆回大陸。

錢穆給老師呂思勉的回信中寫道:“回來雖無刀斧之刑,但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教授,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當中檢討,要我像他們這樣做檢討辦不到,等於是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我完全做不到。”

在錢穆看來,中共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所以錢穆表示:“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1957年,錢穆發表〈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文中說:“毛澤東清算了中國歷史和中國人,難道中國歷史和中國人便不會清算毛澤東?……好殺人、敢殺人、多殺人,絕非歷史真理。若果殺人成為歷史真理,世界將不會有人類,人類將不會有歷史……用客觀統計方法來檢查已往的歷史,好殺人、敢殺人和多殺人的,中國已往如黃巢與李闖,現代世界如斯大林,其他不必多舉,試問有哪幾位多殺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後沒有受真理清算過?”

1969年,錢穆赴金門對軍官發表演講,他預言:“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愈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我們大陸同胞正是受盡苦難,然而最後總會苦盡甘來的。 ”

1986年,錢穆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

直至晚年他雙目失明,由夫人協助撰寫的《晚學盲言》中,錢穆仍念念不忘批判馬克思邪說。

時局困頓 “未曾降志辱身”

在“崇尚西學”、排斥詆毀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錢穆為傳統文化辯護,提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專制,所以他為各種激進勢力所不容,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視他為“封建余孽”。

但大智不群的錢穆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方向,他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即使時局困頓,也“未曾降志辱身”。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沈重的,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錢穆志在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他曾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錢穆還說:“大陸之失,我輩知識分子應負絕大責任。”

在錢穆看來,近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與激烈的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他呼籲年輕人,不要老想著“成功”,不要混淆理想與欲望。

他們之間每次會面都有個性記錄,轉換檔案的公開,從記錄看,錢穆從未向蔣介石索要過什麼,更未曾諂事過的蔣介石當年對錢穆非常賞識,但錢穆並沒有成為禦用學者。蔣介石。

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學者朋友

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陳寅恪拒絕了;之後他又去邀請熊十力,熊十力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復;他還到了中山大學找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

“文革”後,陳寅恪被稱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 “革命者”把幾個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後,用怒吼的批判恐嚇誣蔑他。雙目失明,患嚴重心臟病的陳寅恪在驚恐不安中度日如年。1969年黃歷5月5日下午,命若遊絲的陳寅恪再次被“革命者”批鬥,要求他口頭交代罪狀,,直到口不能言。五個月後,79歲的陳寅恪淒慘離世。

“文革”爆發,熊十力屢遭抄襲家,批鬥,其著作被視為“反動復古主義”而遭批判,熊十力不停地寫書,寫了毀,毀了寫,精神無法承受,甚至絕食減食以求他常穿著一件褪色布長衫,腰間胡亂紮一麻繩,獨自一人在街上,公園裏跌跌撞撞,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

梁漱溟1949年以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薪水不菲,主要“工作”是思過,確立其資產類別反動思想,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祖傳三代的畫軸書冊全被焚毀,梁漱溟被紅衛兵要求掃大街,掃廁所,每日接受“群眾監督管制”。

錢基博,1959年“拔白旗”運動中,著作手稿被大量焚毀,最終抑郁而亡。錢基博的兒子錢鐘書在清華只教了一年書,後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 “文革”時,錢鐘書夫婦被下放“五七幹校”,其女婿被逼含冤自殺。

1949年10月,曾被蔣介石器重的馮友蘭向毛澤東表態:“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後來“尊孔”的馮友蘭改變立場“批孔”,獲毛澤東賞識,每次被毛澤東接見後,馮友蘭都會感激涕零地獻詩。馮友蘭晚年承認,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誠,而是嘩眾取寵了”。

著名詩人陳夢家1966年8月被紅衛兵揪鬥,戴上“流氓詩人”的高帽子,後懸梁自盡。

錢穆親侄錢錢偉長,1958年在清華大學被定為“極右分子”,後被強制勞動改造。

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

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墓穴毀於“文革”。

“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裏,將來一定有用”

1967年,錢穆定居臺北。蔣介石為表達對錢穆之敬重,會見錢穆時,特地改穿長袍。蔣介石父子對錢穆都禮遇有加。

錢穆在臺灣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教授。抱守書齋,一生著書立說,錢穆的文字達一千七百萬言之多,“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裏,將來一定有用。

錢穆教書育人近八十年,晚年依然傳道授業。

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贈言學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錢穆心中的“中國”,就是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燦爛文明的中國。

錢穆最後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錢穆最後的手筆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的貢獻》,他說的貢獻,即“天人合一觀”。 ”

錢穆晚年最大的心願,是要把他全部著作帶回大陸。但他生前反對大陸用簡體字出版其學術性的著作,反對修改,刪節其作品。

1990年8月30日,錢穆無疾而終,享年96歲。清點遺產時,秘書發現:錢穆“一個錢都沒有”,只有一副眼鏡,兩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