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中的仁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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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靜遠

（接上文）

五、對後世的影響

唐代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杜詩風格多樣，宋代秦觀說：“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宋代吳沆在《環溪詩話》中評杜甫詩句說：“恣肆變化、陽開陰合”、“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不僅熟讀儒家經籍，也深諳佛道經典，他與道士、僧人交往也很多。舉凡佛道文化中精妙的語言、生動的比喻、豐富的想象，杜甫都盡量的加以運用，正如清代楊倫所云：“釋典道藏，觸處有故實供其驅使，故能盡態極妍，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良非虛語。”（《杜詩鏡銼》）

當然，杜甫對後世更大的影響在於一種人格的塑造，歷來凡是有氣節之士無不愛讀杜詩。如北宋將要滅亡的時候，愛國將領宗澤想抗擊金軍，但朝廷一味議和，金軍乘機南下，宗澤憂國憂民，臨終時長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北宋的李綱在擔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的時候，親筆題寫杜詩贈義士們“以激其氣”，鼓勵他們；南宋朱熹把杜甫認為是和諸葛亮、范仲淹一樣的人物；南宋愛國將領文天祥始終堅持民族氣節，他在燕京獄中寫了二百首《集杜詩》，並在《序》中說：“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詩成為後代志士仁人從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杜甫有自比稷、契的偉大志願。孟子曾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意思就是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並由之而導致對人民的命運懷有深刻的責任感，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性格特征，而杜甫對此是心領神會並躬身實行的。從推己及人到“人溺己溺”、“人饑己饑”，再到自許稷契，詩人自覺地把解救蒼生視為自己的使命。清代蔣士銓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反映出一代文人道德良知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其作品被稱為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因此後世詩人有“最尚杜工部之系心國民”之語。

自古以來，文品與人品俱佳的文人作為社會的良知，無不弘揚道德正義，愛民憫生，鞭撻社會黑暗勢力，堅持不懈的追求真理。他們備受人們的尊重，使人們在閱讀其作品時能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杜甫一生經歷種種不幸，在自己最艱難困苦的時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別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嚴酷的社會現實中，他上下求索，呼喚著世人心中的善念，對美好的未來充滿了渴望，正如他在《春夜喜雨》中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全文完）

（轉自明慧網）

發稿：2013年3月15日    更新：201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