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毛澤東新聞理論的確立

【明見網5月23日訊】註：南大歷史系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近年來國內難得的關於毛澤東比較客觀的著作，雖在大陸沒有發行，但網絡電子版本和地攤盜版，已經很普遍了。以下摘錄和新聞有關的章節，讀者可以了解目前中共主流新聞宣傳理論的延安源頭。在《解放日報》被改造（1942年2月）之前，中共的報紙還並沒有采用後來的毛澤東新聞理論，所以才出現《歷史的先聲》裏面《新華日報》諸多民主評論，甚至延安的《解放日報》也是不令毛澤東滿意。而在延安整風之後，不和諧的聲音就逐步消聲匿跡了。

《解放日報》在陸定一和胡喬木的具體領導下，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從報導內容和版面設計等一系列環節，對原《解放日報》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漸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從而建構了毛氏“新聞學”的框架。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征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毛澤東早年對新聞學就有強烈興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聽過民國初年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曾參加北大學生社團“新聞學會”的活動，以後也曾創辦《湘江評論》，並一度擔任過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刊物《政治周報》的主筆。但是，身受五四“自由辦報”思潮之惠的毛澤東，並未接受自由主義新聞學的觀點，盡管毛澤東一貫喜好閱讀政治傾向性較為中立的《大公報》、《申報》等報刊，然而他始終將自己的閱讀偏好與出於政治功利而對中共新聞宣傳工作的要求劃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開的和內幕的新聞，而中共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黨要他們知道的那部份新聞。毛澤東的這種政治功利主義的新聞觀正是通過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解釋，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體現出來，它以五個核心原則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聯系的概念：

一、“黨性第一”的原則。

毛澤東、陸定—、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導，中共創辦的報紙無可爭議的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由於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一輩子”。 為此，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 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舍和編排，並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導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鬥的宣傳工具，為了保證黨報的性質，必須將黨報置於黨的領導機關的絕對領導之下。

二、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

陸走一等提出一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 雖然從字面上，陸定一也強調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然而這個“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於是，陸定一等從列寧那兒引進了“兩種真實性”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本質真實性”即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盡管它尚處於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卻是真實的；相反，“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和“假象”，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導，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

三、“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

“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四、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 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期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五、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

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一部份在報紙上發表，一部份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解放日報》改刊後，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範圍較前有一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於進一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幹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利上就不能不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於一般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黨員和群眾還是有區別的，即便是普通黨員，組織上也會給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只是一般黨員“知”的權利和高級幹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裏計。

實際上，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並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斯大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斯大林主義化，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斯大林。與毛相比，或許博古所受的五四影響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鄉無錫和上海主編過一份影響頗廣的政治刊物《無錫評論》。 1941年5月，博古將邊區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調入《解放日報》，放手讓其主持文藝欄，正是由於博古的寬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報》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及至《解放日報》改版，所有這類“暴露性”的言論被斬草除根，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一律”。毛澤東所達到的對新聞的壟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斯大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搶救運動期間，延安還揪出了一些“寫不真實的新聞”的“特務分子”。

發稿：2005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