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弘達：秦始皇的政績與今天

【新生3月1日訊】秦始皇十三歲時被立為秦國的君主。到了他四十歲時，秦國先後消滅其它六國，統一了中國。秦始皇因此成為中國的第一位君主。在位十一年，死時五十一歲，即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這十一年的統治，奠定了中國此後約二千年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如果依照今天中國這塊版圖，二千年中一半以上的時間中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專制國家，而是並存著許多個國家或政權。但中國歷代歷朝的史學家及政治家都一直強調中國從歷史上、政治上，一直是完整的統一的國家。即以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這些朝代的大一統為主軸線，而對這些朝代之間的各個國家及政權的存在,詮釋為短暫的分裂。甚至蒙古入侵中國，消滅了宋王朝，完全占領中國，建立了蒙古帝國後，把元帝國亦作為中國的朝代之一。這種倡導起來的“中華帝國”的思想和傳統，深深嵌印在大部分以“中原”為發祥地的漢族人的思想深處，形成了一個地理疆域始終不清的“中國”，以及從種族、文化、傳統上都無法正確下定義的“中華民族”。

秦始皇的政治及手段，為後代的專制統治者所稱頌、借鑒及仿效。到了二十世紀後期，毛澤東不僅借鑒及仿效秦始皇焚書坑儒等等的作法，並自認比其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歷代王朝的歷史學家，包括今天的，他們吃的是“皇糧”，在統一中國，奠定專制王朝這方面，他們當然與統治者保持“與時俱進”。

秦王朝的領土，北面以丹東－漁陽（北京）－包頭為線，西面以銀川－蘭州－成都－昆明為界，南至越南一帶。但是，主要控制的行政區域是山東半島到鹹陽（西安）、漁陽（北京）到長沙這塊中原地區。此地區經過春秋戰國的連年攻伐征戰，已破敗不堪，民不聊生。如果統一了，不論從政治、經濟、文化、人文各個方面來說，首先應該有一個休養生息，寬諒謙和，推陳出新的環境。

現在我們不妨認真地看看秦始皇的十一年政績。並與今天的共產黨政權作一番比較：

秦始皇的第一年：取消封建，改為由君主直接任免的郡縣制。分封制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過幾次，如晉朝，但秦的郡縣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共產黨政權。所不同的，當年秦朝的君主沒有組織一個政黨來協助控制政權。現在是共產黨的主席（總書記）及聽命於他的政治局控制了所有省、部、軍、警各部門的任免權。這是一個集權的黨。每一個黨員都是“黨的馴服工具”。它的六千六百萬黨員分部在全國各地各單位，都掌握著不同權力。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說：「我是黨的主席就可以了，不必擔任國家主席。」

秦始皇創造了二個名詞。稱自己為“朕”，稱老百姓為“黔首”。朕與黔首之間的關系是絕對服從。朕對黔首有生死予奪的一切權力。共產黨的“國際歌”有一句“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但這首歐洲傳來的歌在中國很不普遍。全中國流行的是“東方紅”。歌詞有一句是“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一邊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人民始終被玩弄在他的股掌之中。不論秦王朝或共產黨政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

秦始皇的第一年：收集天下的兵器及銅鐵制品，鑄成十二個巨大的銅像，矗立在宮中。根絕武器的來源，意圖根絕反對政權的可能性。這是確保政權穩定的主要措施之一。據說當時每十戶人家才有一把菜刀，這把刀由“裏長”（類似今天的居委會主任）掌管。這項政策竟在一年之中貫徹執行。其行政效率之高，令人嘆為觀止。

秦始皇的第一年：執行了統一度量衡，“車岡軌”及“書岡文字”。自此，中國自小學校到官方文書只允許有一種文字。可惜語音發音經過二千多年還是統一不了。國民黨政府時期推行的“國語”，共產黨政府時期的“普通話”都是官定的，不僅要求溫州人、成都人、廣州人、蘇州人都要說“普通話”，甚至，苗族人、蒙古族人、藏族人、維吾爾族人都要說“普通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子民怎可說君王聽不懂的話！？秦始皇開始的這項政策是影響最深遠的政策之一。可是直到今天，溫州人、廣州人與成都人、太原人之間語音的隔閡，不亞於波蘭人、德國人、西班牙人之間的隔閡。

秦始皇的第一年：將天下十二萬富豪遷居首都鹹陽。要執行這項政策，首先必須有一個標準，財富多少才列為富豪，才被指定遷居；第二，如何遷居，不動產如何處理？交通工具怎麼籌措？有沒有期限？有沒有武裝押送？第三，如抗拒將會有什麼後果？可惜，史書沒有記錄下來，檔案也毀掉了。這是穩定政權的重要措施之一。這些大戶散在全國各地絕對不可能讓“朕”放心。這項政策從開始執行到完成歷時多長，並沒有記載。據分析，不過一二年而已。

秦始皇的第三年：秦始皇東遊陽武博浪沙，被張良等人狙擊。秦始皇下令“大索”十日。史書沒有詳細資料紀錄全國有多少人被捕被殺。1968年民間盛傳各種對毛澤東不滿之言行，中共頒布“公安六條”，凡“誣蔑”、“攻擊”領袖者一律嚴厲鎮壓。1971年全國執行“一打三反運動”。死刑槍決者十萬以上。

秦始皇的第六年：命蒙恬統兵30萬擊北胡。從當時的狀況分析，北胡並沒有強大到構成對秦王朝的威脅。“史記”記載是，因為有人報告秦始皇，說某圖書中記載“亡秦者胡也”。後人解釋這種類似“推背圖”的圖書時，分析“胡”指“胡亥，秦二世”並不是北胡（匈奴）。所以出兵攻擊北胡的理由，是秦始皇出自於權位的考慮及政治的要求。30萬兵對當時一千萬人口的中國來說，是極為嚴重的負擔，尤其戰國混戰多年之後，人民生活及經濟的恢復並沒有被作為優先考慮。1950年的北京政府派兵入朝作戰的原因是什麼？當時中國經過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抗美援朝”的結果，死傷一百多萬人，耗費了巨大資源，確實是因為帝國主義及南朝鮮傀儡政府企圖消滅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及進攻新中國嗎？

秦始皇的第七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及“適治與獄吏不直者”，修築長城，人數四十萬，移民兩廣地區的人數約五十萬，占了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共產黨統治時期的名為“盲流”、“黑五類”及“勞改犯”者數以千萬計，在“軍墾”、“勞改營”、“五七幹校”名義下，遍布全國各地，遠及黑龍江、新疆、青海。

孟子的“君為輕，民為貴”，這句至理名言被傳誦了二千多年。可是這兩千多年從來就是民為輕君為貴。先師孔孟的偉大思想與專制王朝和平共處了二千多年。這種現象怎麼解釋，怎麼解決。尊孔孟為先師的“士”在空談呢？還是為君主的政治需要蒙混世人？！

秦始皇的第八年：禁書焚書。秦始皇領悟到，專制統治僅依靠收集兵器，政治控制，驅使奴役及武力鎮壓，尚不足以保持二世、三世、萬萬世的持續下去。如果有人“不師今而樂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這才是心腹大患。統治人們的思想是專制統治根本之計。於是：第一，天下各種書籍除醫藥、農業書或秦史官的記錄外，一律由郡長官“燒之”。命令下達三十天內未做到的，臉上剌字，刑罰築城，同時守城四年；第二，若有人還讀書，議書，殺頭不算還要棄屍市街示眾；第三，若有人“以古非今”，即議論政治，有異見者，“族”，即滿門抄斬；第四，官吏“見知不舉者同罪”；第五，全國全民“以吏為師”。

共產黨政權燒書較晚，禁書是從頭開始，逐漸而來。控制新聞、出版、文化、教育是自始至今從不含糊。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就徹底多了。大學連高中全封了（後來，說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凡有知識的人都要去接受不識字的人的“再教育”。全國無論那種職業，有何種才藝、貢獻或成就都不如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最光榮。凡共產黨員都是大小領袖，大小導師。歷史時鐘倒拔了不知多少。

秦始皇的第九年：“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實際上坑儒460余人只是一種突發的事例。消滅有知識的人歷來是秦王朝國策之一。毛澤東很得意秦始皇做得不如他，因為不僅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秦始皇不如他，而且政治技巧上，毛澤東更高一籌。秦始皇叫這些人“傳相告引，乃自除。”（現代語：檢舉揭發，坦白交待）毛澤東用“思想改造”，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等極為動人的口號作前導。所以“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這一類取得政權以後繼續大規模屠殺的行為，都是在萬眾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進行的。人民，特別是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那種忠順，歡欣－－“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心態，使歷史學家們都瞠目結舌。郭沫若自唾其臉，吳晗重寫自己的書，傅雷開煤氣自殺之前還是十分敬佩領袖的，揚振寧為毛的死痛哭流涕，王蒙以再度成為共產黨員為榮，官拜部長之尊。中國的這些自認為“士”者（士可殺不可辱－－有幾個？），在領袖（皇帝）面前與哈巴狗沒什麼不同。同時，他們幾乎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但他們首先是專制屠夫的幫兇，為天下無恥之尤。

秦始皇的第九年，驅使70余萬人，修建阿房宮。以勞民傷財言之，決不為過。

秦始皇的第十年，天上落隕石，民間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命殺盡隕石周圍的居民。

秦始皇的第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秦始皇死亡，其子胡亥秦二世又發七十余萬人為他建驪山。至此，天怒人怨，民氣耗盡。

秦始皇死後第三年，二世胡亥在官廷鬥爭中被迫自殺。陳勝吳廣二人負責押送九百人去服勞役，因大雨不能按期到達，按秦法律，“失期，滿皆斬。”於是，“揭竿而起”，秦王朝復滅。陳吳不是將相子弟，也不是民運領袖，竹竿削尖了也是武器。

即使高漸離或者荊軻成功地剌殺了秦始皇（或者以後的大大小小的秦始皇），歷史的改寫，還有一個充份條件，就是好好地清算這些自以為“士”的人的所作所為。（請註意：清算並不是共產黨式的殺人）。

（作者為中國信息中心發行人，勞改基金會執行主任，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員。）

（《觀察》）

發稿：2003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