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對中國“新史學”的沖擊

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人文學者，一般不會忘記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與他提出的“大歷史觀”。

關於這本書，早已有不少歷史學者與非歷史專業學者從各方面談及它的種種好處。我這篇短文就不想再步大家的後塵，只想從另一個還未被註意到的角度談談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對中國“新史學”形成的沖擊。

從歷史觀及其治學方法來看，中國歷史上其實只存在過兩種史學，一是由“歷史學之父”司馬遷奠定的舊史學——這一稱號是我個人加上的，但我想司馬遷先生如果生在歐美諸國，這一尊稱大概早已由前人充滿敬意地奉上——這一傳統綿延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時期才中斷。王國維先生自沈昆明湖，就是對他視為生命的舊文化——舊史學是其主要組成部分——的一種殉道。

二十世紀後半葉，我國在蘇聯史學觀的直接影響下，經過郭沫若、翦伯贊、範文瀾先生等幾位聲名卓著的史學界前輩的努力，中國建立了自己的新史學。新史學有一整套“認識規範”，包含著許多不言自明的概念：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主導模式是“封建主義”，即與進步的近代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停滯的一種社會形態。這一“認識規範”的基礎有兩點，一是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即歷史的發展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五個階段，而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而這一種結合得異常緊密的生產方式，阻礙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去而形成作坊經濟，並最終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二是創造歷史的英雄是人民群眾，階級鬥爭則是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

五種生產方式的研究公式在我國處於一種不容挑戰的崇高地位。所有的大學教科書與史學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這種公式編寫出來的，如果有所區別的話，也只表現在封建時代的上限到底是春秋時期還是戰國時期（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至於這公式能不能表達歷史真實，似乎不是研究者要考慮的問題。大量史學成果無非是去證明這些公式的正確性。茫茫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最後的被作為文化成果的竟然只有封建社會分期說，農民戰爭史，資本主義萌芽，少數民族問題等“五朵金花”。與這不同的學術思想當然都是異端，異端學術思想的載體自然是反動學者。僅以當時的熱點問題之一——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為例，這一理論將十九世紀中國的落後與停滯歸結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在二十世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研究有很強的政治意義，但卻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從明中葉以來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卻無法在後來的幾百年中自動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不能說這些研究都毫無價值，因為這畢竟凝結了幾代史學工作者前赴後繼付出的巨大心智與生命。只是這種解釋挾政治之威而行以後，其結果就是一部多姿多彩的中華文明史，最後竟成了味同嚼蠟般的概念的堆積，觀念的集成，這實在是中國“新史學”與生俱來且無法克服的致命缺陷。隨著人們對中國自1840年以來現代化歷程研究的逐漸深入，新史學解釋系統的說服力越來越弱，敏感一些的史學研究者已認識到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方面形成的一整套規範，妨礙了學者們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研究上進行深層掘進。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在中國的出現正當其時。它在中國大陸的主要貢獻在於它為中國歷史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部分史學研究者認識到中國的史學研究確實存在著嚴重的“認識規範”危機。所謂“認識規範”，指的是一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種規範信念對我們研究的影響遠大於那些明確標榜的模式和理論。四十多年來，盡管不同輩份的學者，以及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方式存在種種差異，但觀點處於對立的各方所憑恃的主要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許多共同的基本信念。這些信念一般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無需討論也不受人註意，具體說來就是奠基於五種生產方式公式之上的五種社會形態學說——挑戰這一學說確實存在技術上的困難，因為以前的事情誰也沒經過，渺渺茫茫難於求證，而現在所處的階段又被說成是相對於個體生命來說無限長的過渡時期——所以學術界的爭鳴一般都圍繞各理論體系間的不同點，而不去顧及其共同點。研究者們甚至想也沒有去想過這一問題：恰恰是他們當作認識問題出發點的那些共同的“認識規範”可能有問題。中國史學界在長期封閉以後，突然看到了黃先生那本有如空谷足音般的《萬歷十五年》，眼睛自然為之一亮，一時間讀書界爭說此書。此後隨著國門日益開闊，國際間學術交流逐漸增多，中國部分歷史學者已發現，近幾十年在中國歷史問題方面積累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已揭示出一系列與這些“認識規範”相悖的現象，“認識規範”認為不可並存的現象屢屢同時出現。要想正確地解釋歷史，我們那奉為圭臬的“認識規範”已無能為力。

古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黃仁宇先生是個純粹的學者，他只是按照自己對歷史的理解著書立說。至於那本書在中國引起的反響，以及它對“新史學”認識規範形成的強烈沖擊，甚至可能超出黃先生本人的預料。作為一位學者，能夠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對自己文化母國的一門學科的“認識規範”形成沖擊，殊非易事。

歷史將記住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與他的“大歷史觀”。

－－寫於2000年1月25日，發表於《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

（轉自“新世紀”）

發稿：200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