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急需散播的－－常識（二）人權常識的缺乏：讓活著成了唯一

我還想再拿余華的作品當作此次話題的切入點（為什麼老是拿余華的小說來說事？那是因為我比較喜歡余華的作品，對他的小說，我看了，而且記憶深刻，理由只是這麼簡單）。那就是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

余華的這部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傳播到世界上十幾個國家的小說，我是在笑聲和落淚中讀完的。笑，是因為作品裏的主人公自作聰明地以為多編幾個人名就能騙老牛勞而無怨。而淚，是因為這個主人公及其家人的悲慘命運——他的兒子，為了給縣長的老婆輸血竟然被活活地抽血抽死了；他老婆，死前已經被饑餓、喪子折磨得痛苦不堪；他的啞女，中年夭折；他的外孫，小小年紀就因為吃豆子給撐死了；而他自己，在這麼多的打擊之下居然沒有死。他活著，活著跟一頭老得不能再老的牛說知心話……《活著》我讀了兩遍，在近10幾年間，還沒有什麼小說能讓我看完一遍、再去看一遍的。

多少年來，大多數的中國人所處的狀態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

我們不知道，人活在這個世上居然還是“生而平等”的。我們只知道一個人因為出生地的不同，生下來就已經被定了“三六九”等了。自己要是生在農村，從此自己身上流著的就是“農村人”的血了，因為你生在農村，你就要受歧視、被限制、得不到公平——因為你不是北京人，所以，你參加高考的時候就沒有權利跟北京人在相同的考分下去上同一所大學；因為你不是北京人，無論你的水平有多高，你都不能成為設在北京的國家機構的公務員。被歧視以外，身為農村人，你還要納稅養活那些貪官汙吏，用你的汗水供他們吃喝嫖賭無惡不作。

我們不知道，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有“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的權利、“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的權利、“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我們只知道眼含熱淚無比忠誠地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看著這個“萬歲”的人，發動1951年12月1日開始的“三反”、1952年1月26日開始的“五反”，以及在這兩次運動中間開始的對知識份子進行的“思想改造”，還有於1957年6月8日開始的“反右”，還有什麼“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運動，多少人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在這些運動中被打死、批鬥死、餓死，有多少人的財產被無端地掠奪，有多少人的人格尊嚴被無情地踐踏？可是，我們竟然還不知道，在一代暴君宣稱什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後，其實，我們又重新把自己當成了奴隸！

我們不知道，人，活在這個世上居然還可以“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幹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想當年，彭德懷因為一封私人信件就要被整死。而此後，又有多少人因為言論而喪命？年輕的遇羅克因為寫了《出身論》被槍斃了；多才的林昭因為對領袖的反感被槍斃了；僅僅因為看破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本質，寫了“對誰也不能搞個人崇拜”的張志新，就要被割破喉管再行槍決！而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你要是對這個國家有什麼建議、批評，你只是想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你就會因犯“陰謀顛覆國家罪”而被判刑。

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只知道我們的人權是“生存權”，因為中國太大、人口太多，只要能夠保證你活著，就是對你的最大恩賜！

除了那些貪官汙吏，除了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借助權力而富起來的人，作為平民、貧民的我們，在活著以外還能求得什麼呢？在農村，農民被村書記之類的惡霸欺辱是常事了，因為無錢交不上各種沈重的稅收被搶走家中的牛羊、糧食、被抓、被關、被毒打、被當作刁民，也是常事了。就連共產黨自己的媒體都說過，現在的農民把那些來村裏收費的人當作“鬼子進村了”那樣防衛。

不必再歷數我們生而為人所沒有得到的權利了。只要看看我們對生命只求“活著”的最低、最無奈、最悲慘的要求，當知道“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這樣的基本常識，離我們還相當遙遠。而這種人權常識的缺乏，並不是由於大眾的無知，而是因為這些常識太象火種了。

發稿：200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