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向政治告別

我對十三年前那場音樂會記憶猶新——1990年2月，紐約為歡迎我作為新當選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舉辦的音樂會。當然，那樣的榮耀不僅僅是屬於我個人，而是通過我，向所有運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統治我們國家惡性政權的同胞們致敬，也是對所有在我之前或者與我一道以非暴力的途徑推翻惡性政權的人們致敬。這個世界上許多熱愛自由的人們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所預示的希望，那是一個更加富有人性、詩人們在其中發揮如同銀行家般力量的世界。

我們今天的集會也是同樣熱烈和深刻的，並十分自然地把我帶到這樣地問題面前——在差不多十三年內我本人是否有所改變，這難於理解的漫長的總統生涯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我生活於其中的喧嘩年代的無數經驗又是以何種方式改變了我。

於是我發現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盡管預期中經驗的財富應該帶給我更多的自我把握、自信和處世精道，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在這段時間內，我變得對自己更加沒有把握和更加謙卑。你們也許難以相信，但是我的確日復一日地感到怯場，越來越擔心我是否勝任工作，或者會不會把事情弄糟。寫演講詞越來越難了，每一次去寫，我都比以往擔心這將無可救藥地一次次重復自己。而越來越多地，我擔心自己會可悲地失掉預見性，擔心缺乏工作能力，擔心盡管出於好心但還是釀成了更大地錯誤，乃至我不再受到信任和失去我該做的事情的正當性。

而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總統，他們興高采烈地互相見面或與其他重要人物見面，上電視或發表演講，這一切只會讓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許多次，在一種幾乎是非理性的恐懼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個值得歡迎的大好機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浪費了機遇和傷害了一個良好的動機。總的來說，我似乎越來越猶豫不決，對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敵人越多，我的頭腦就越是站在他們那邊，於是我便成了自己的頭號敵人。

我怎麼來解釋我性格中這種完全是不大可能的發展呢？

也許當我不再是總統，即明年二月份我卸任，當我有時間從所有這一切中抽身而出，與政治保持距離，再次作為一個自由人——開始寫作政治演說之外的東西，我（才）會更深地思考這件事情。

而現在，且讓我就上述狀況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當我越年長和成熟，越富有經驗和理性，我漸漸完整地意識到我的責任的份量，和不同的加諸於我所接受的位置上的義務。另一方面，我周圍的人和這個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內都越來越不再問我什麼是我的理想和目標、我希望達到什麼、我希望如何改變世界，反而開始問我什麼是我實際上達到的，我的意圖中實現了哪些，有什麼樣的結果，我希望留下什麼，我希望身後留下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等等。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經使我站出來反對極權主義政權並為此入獄的那種精神性的和知識分子的焦慮不安，目前令我懷疑對我自己工作的價值，也懷疑我曾經支持過或影響過的那些人工作的價值。

在過去，每當我接受榮譽學位，並聽著這些場合的贊美詞時，我常常笑話自己是如何不小心成了一個神話世界中的英雄，一個因善之名以頭部撞擊一座由邪惡的國王統治的城堡，直至城墻倒塌，他自己變成國王，接著英明地統治了許多年。我並不想看輕這些場合，並深深看重我的所有博士學位，在接受它們時，我也總是很感動。

然而，我提到在某種程度上是幽默的一面，是因為我剛剛開始了解到，每一件事情其實是命運對我設下的惡魔般的圈套。因為我確實是一夜之間被拋進一個神話世界，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識到神話故事僅僅是人類原型的投射，這個世界在其所有結構上並不像神話故事。因此，雖從未嘗試成為神話世界中的國王，卻發現自己實際上通過一種歷史的偶然性被拋進這個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從令人興奮的革命世界進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並沒有被賦予外交上的豁免權。
希望你們明白：我完全不是說我感到挫折，或者一切都是虛無的。相反，我們的世界、人性和我們的文明也許正處於歷史以來最重要的轉折點上。我們比先前更有機會去理解我們的處境和我們前方的困惑，並且朝向理性、和平和公正而不是導向我們的毀滅。

我只是在說：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著許多艱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識、一個冷靜的視野，並且甘冒被誤解。這同時還意味著每個人必須有能力判斷自己的能力和行為，包括預測自己的力量是隨著新的使命而增長還是枯竭。換句話說，這將不再依靠神話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將詩人提升到推翻帝國和軍事聯盟這樣位置的歷史偶然性。詩人的警告之聲應當更仔細地被聽到和被認真對待，甚至比銀行家和證券經紀人的聲音要更嚴肅地對待，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指望這個世界在詩人的手中突然轉變為一首詩。

即使這麼說，我確切地知道一件事：不管我如何扮演了分配給我的角色，不管我最初是否想要接受和配得上它，也不管我有多麼滿意或不滿意我的努力，我理解出任總統是命運贈送給我的一份厚禮。說到底，我曾經擁有了真實地參與改變世界的歷史事件的機會。作為一種生命的經驗和創造性機會，那隱藏於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對的。

如果你們允許，最終我將嘗試和我自身保持距離，來描述我的三個確信，或我的三個已經形成的觀察，它們是在我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中僅僅得到證實的東西。

一、 人類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災難，那麼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須有賴於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間的真摯和雙向的尊重，誠實地尋找他們共同擁有的價值和基本道德規則，並將之建立為這個全球聯結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礎。

二、 邪惡必須在初期就給予抵抗，如果沒有其他道路可走，那就必須運用武力。如果不得不動用尖端、昂貴的現代武器，也應以不傷害平民的方式進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花費在這些武器上的百萬元都將浪費。

三、 如果我們檢視當今世界上面對的所有問題，不管是經濟的、社會的、生態的，或者有關文明的普遍問題，我們將總是——不管願意與否——面對行動的過程是否妥當，或者從這個星球的遠景來看，這樣做是否負責的問題。道德秩序和它的起源、人權及從民權到人權之間的淵源、人類責任感和它的起源、人類良知和它的沒有什麼能夠在高貴的語言下掩藏的穿透性視野，在我最深刻確信和我所有的經驗中，這些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話題。

親愛的朋友們，當我看看我的周圍，看到這麼多著名的人物仿佛從星光燦爛的上天墜落，我不由地感到自己從神話世界墜落到堅硬地面漫長過程的盡頭，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又一次置身於神話世界之中。也許只存在一種差別：我更能夠領悟十三年前在相同情景中出現的這種感覺。

（2002年9月19日於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中心）

（世紀中國）

發稿：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