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共「社會主義法治」

中共在法治前面加上限制詞，名曰「社會主義法治」。而社會主義還有限制詞，叫做「中國特色」。所謂「中國特色」就是專制主義的特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質就是黨治、人治。這種專制的法治是政治權力在法之上，法是當權者用來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在政治權力之上，法首先是治當權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來服從。

中共的法治有限制詞

中共十五大提出一個時新的口號，叫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然後，建議全國人大修憲，載入憲法，以示鄭重其事。

法治就是法治。法治前面加上限制詞，「社會主義法治」成了什麼？凡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好事，到了中國，總要加上限制詞；一加限制詞，好事就變了質。鄧小平說：「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1)現代化是一個社會全面地化入現代，向著現代化前進是社會的總體運動。「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只是摘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其他都不要。現代化加上了「社會主義」的限制詞，一個完整的現代化變成四個現代化，不是增加了什麼，而是失去了很多。四個現代化就沒有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管理現代化、觀念現代化、生活方式現代化、人際關系現代化等等。(2)市場經濟也要加上「社會主義」的限制詞。原來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是由「看不見的手」操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出現了看得見的「黑手」。民主加上了「社會主義」的限制詞，「社會主義民主」的功用就在於反對西方的民主。人權的限制詞略有變通，叫做與西方的人權「本質不同」。(3)民主政治、人權理念本來起源於西方，否定民主、人權的所自由來怎能叫民主、人權？社會主義還有限制詞，又是「中國特色」的。「中國特色」有沒有限制詞？沒有了。什麼是「中國特色」？中國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封建專制主義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沒有限制詞的、赤裸裸的「中國特色」，就是專制主義的特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法治」就是非法治。

法治與法制　專制與民主

《人民日報》的社論說：「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過去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雖是一字之差，卻反映了我們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認識的深化」。(4)「法制」是法律制度，「法治」是法的統治，各有所指，並非對同一事物不同程度的認識。「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樣，「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與「法治」無一字之差，卻有專制與民主之別。「依法治國」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樣的法治？如果不區別專制與民主，無論是「一字之差」還是一句之差、一篇之差，認識上「深化」不到哪裏去。

專制的法治把法當作工具

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

古代的人治社會中，就有人提倡法治，中國先秦的法家主張「任法而治」、「以法治國」。即使是人治的社會，以法治國多少可以防止統治者治國的主觀隨意性，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亞裏斯多德就認為法治優於人治。但古代的法治不過是君主治國的一種方式。中國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用嚴刑峻法來統治老百姓。古人以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問題，因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從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管仲說：「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5)這種法治還是人的權威在法之上，法為君王所生，為臣民所守。王子犯了法，即使依法論處，王可以改變法律，所以實際上不可能「與庶民同罪」。近代的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任何政黨具有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特權。美國十八世紀的著名政論家潘恩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是國王。」(6)前一種法治是專制的法治，後一種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有一種說法：「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7)這就沒有區別專制的法治和民主的法治。任何法治都有人的因素，但人和法的關系是不同的。專制的法治是把法當作工具，以人為權威，用法進行統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為權威，一切人服從於法，實行法自身的統治（rule of law）。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質

何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依法治國。」怎樣「依法治國」？江澤民又說：「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依法治國」和「黨的領導」循環論證。說來說去，「依法治國」還是共產黨的特權，「黨的領導」是先於法律、高於法律的，憲法和法律不過是共產黨治國的工具。所謂「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傳統的特色、古代法家的特色；所謂「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共產黨的黨治。具有法家特色的黨治，實質還是人治。共產黨一黨專權的法治與以法為權威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示威運動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個人中兩個贊成、兩個反對，最後由鄧小平拍板，個人駕在國家權力機關之上，作出戒嚴、開槍的決定，完全暴露了中國的政府行為是共產黨的黨治，黨治實即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治。

依法治民還是依法治官？

專制的法治是政治權力在法之上，法是當權者用來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在政治權力之上，法首先是治當權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來服從。

如果還是把法律當作工具，用來對付老百姓，所謂「依法治國」不過是依法治民。如果以法律為權威，在政治權力之上，那「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夠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夠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國政府常常高喊「穩定壓倒一切」。法治社會是用不著擔心不穩定的；老是擔心不穩定，就因為沒有法治。穩定是需要的，但不穩定的因素在哪裏？就在三千萬人的官僚隊伍，就在官僚隊伍的貪贓枉法、橫行不法。曾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張友漁自問自答：「人民群眾違法多還是幹部違法多？後者多。受多年封建統治影響，人民不敢違法，幹部卻敢於作威作福。」(8)這是十多年以前。現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說：如果把當官的個個都抓起來，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個間一個抓起來，肯定有漏網的。吏治敗壞到了極點，勢必官逼民反。不穩定的根源在於權力機關的腐敗，維護穩定的根本措施就是以法律制約權力。

「依法治國」當然比無法無天要好，只怕好不了多少，因為不能不問，究竟是專制的法治還是民主的法治？究竟把法律當工具還是以法律為權威？最後落實到一點，究竟是依法治民還是依法治官？

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
(2)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不過只是四個現代化的延伸。共產黨說的四個現代化，正是閹割了現代化。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也是同樣的思路。民主化為什麼是第五個現代化？為什麼不是第一個或第二個？第六個是什麼？第七個又是什麼？應當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對現代化的提法，而不是加以補充。
(3)同(1)，第125頁。
(4)《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闊步前進》，《人民日報》1997年9月19日。
(5)《管子"任法》。
(6)《潘恩選集》，第86頁。
(7)費孝通《鄉土中國》，第48頁，三聯書店，1985年。
(8)《憲政論叢》，第92頁，群眾出版社，1986年。


發稿：200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