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科學與中國的文明

科學沒有在中國得到發展光大是個討論很久的大問題，韋伯也曾在其大作中討論。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論者多是在西方語境中討論，多是立足於科學一方的，即只看到科學給社會帶來的方便，而沒有充分註意科學的副作用。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只看到發展之於社會的重要性，而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發展對於人類之幸福不是最重要的。“發展”（或進步）是現代之後才出現的新概念。如果說其本身是人類永不滿足之欲望（用佛教的話語說，即“求不得”）的一種外化，尚無可非議，但如果把發展視為人類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追求就本末倒置了。遺憾的是，在資本主義占領世界，尤其是美國成為“世界領跑”之後，人們已經被“發展論”洗了腦。而鐵的事實是：不發展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就把本末問題更進一步地徹底顛倒了，而且名正言順地成為了真理。

要擺脫落後處境就必須不顧一切地發展，而“發展”就要靠科學。這就把科學擺到了一個“救世主”的地位。這樣，“發展”就取代“幸福”成為人類之目的，科學就替代其他而成為文明之關鍵。然而這裏的“不顧一切”是人們經常忽視的，但就是這個“不顧一切”毀掉了人類的幸福和未來，也正在毀掉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大自然。這裏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現代人類的悖論：要在這個日益縮小的地球上有立足之地，就不得不發展，按目前的方式發展就要犧牲大自然，而毀掉大自然就意味著毀掉人類自身。這個悖論是“發展觀”和“科學論”所無能為力的，因此它們對這個悖論往往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即使談也不過是寄希望於希望，展未來於未知。

一些學者在論述“英國為什麼衰落”的問題時提出，英國之所以衰落關鍵在於英國人在成為“英國紳士”後就不再追求發展，而是轉而享受生活，故而落在了追求無限發展的美國之後。這是很有見地的認識。實際上，中國從很早（最晚從春秋）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人類幸福的根本不是錢，不是權，不是發展，而是和平的環境和和諧的關系。從這個角度，可以對儒學的“五常”和“三綱”有一個客觀的認知，可以對“淡泊名利”，對“無商不奸”，對中國古代的科技旨在日常實用，對中國數千年沒有“日新月異”有進一步的理解。

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和諧是幸福的平臺，沒有和諧談不上幸福。這與現代西方人追求“競爭”、“效率”，進而追求“對抗”和“鬥爭”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在評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時說，美國人必須有一個對手或敵人，不然他們的生活會因失去目標而變得沒有意義。這讓我們想起了那個著名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論斷。這一論點無疑不是出自中華文明，而是來自西方話語。對個別人來說，在鬥爭中得到樂趣無可厚非，但從人類社會整體上考慮，和諧無疑是更本質的，更重要的。商人的唯利是圖有害於這種和諧，追求日日新的科學無益於這種和諧，故古代中國人的努力重點不在商貿，不在科技，而在和諧。這也是許多學者認為中國人重內視的根本原因。客觀而論，“內視”還是“外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個更有利於幸福的獲得。

行文至此，似乎有必要聲明筆者並不否認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使地球迅速縮小之後；筆者並不否認科學給人類生活帶來的方便，但方便並不等於幸福也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裏所要強調的是：中國人早已認識到，和諧之於幸福比任何其他東西都重要，而正是聚焦和諧，發展和科學也就退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但是聚焦和諧需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和平的國際環境，遺憾的是在科技的魔力下，國際環境似乎在走向人們希望的反面，這就使“和諧”越來越蒼白無力。

如前所述，這裏是一個之於人類的悖論，如何走出這個悖論不是中國自己可以決定的，更主要取決於當今世界的強權國家，這就使這個悖論的破解更加難上加難。

作為在科學發展方面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要想有朝一日能夠真的“睡獅雄起”，即不僅要趕上而且要領先，繼而走出發展與和諧的悖論，那就不是簡單地靠“拿來”別人的能夠做到的，而更需要發揚自己的。

對中國（世界也是同樣）而言，經濟發展無疑是不可忽視的硬道理，是今天“趕”的必須，但和諧文化的弘揚則是日後“超”的前提。由此而論，中國（世界）的路應該是同向雙層面的：物質層面上追求繁榮昌盛，精神層面上追求和諧幸福。物質層面是條件，精神層面是目的。沒有物質層的基本滿足，和諧幸福會大打折扣，在現當代尤其如此；沒有和諧幸福的繁榮昌盛是表層的，是虛假的，是反人性的。在過去的200年間，人類在物質層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人生之目的的遺忘或扭曲和對大自然的屠戮卻是觸目驚心的。人類不能再在這一條路上走下去了，而在這條路的盡頭已經依稀可見的今天，能夠拯救人類世界的應該是東方文明，尤其是以和諧幸福為追求的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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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200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