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和關於真理的比喻——電影《透明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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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關於《楚門的世界》與《駭客帝國》的評論，使我們得到一個印象，“上帝就是高科技”。在一個笛卡爾式的理性主義的世界，科學家與革命者是最容易以上帝的替身自居的人。科學家探求自然的規律，意圖以數字化的模型將之復原。他沈浸在一個抽象化的世界，而不免生出一種錯覺，把地球儀當作了地球本身。

在某種意義上，一切科學的假想與借以關照世界的概念體系，都是企圖為地球建立一個地球儀的努力。而地球儀，不過是關於地球的一個比喻。因而科學在我看來，亦是文學的一種。因為這種為世界尋找喻體的努力，本質上是一件極其浪漫的事。

科學不是真理，而僅僅是關於真理的比喻。
　　
如果因為發現者的狂喜，而將自然界完美規律背後的力量與因緣完全抹煞，迫不及待的宣告上帝的死亡。那麼“自然規律”就成為了一個無所待的、自足的存在。一切科學家所能看見的必然性，在本質上就成為絕對的偶然。“自然規律”也就成了一個探求的終點。那麼可不可以說，這個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然規律”，事實上就是上帝。

而洞察和掌握著自然規律的科學家，即便不是上帝本身，也是上帝的新聞發言人。
　　
這裏的僭妄已經極其明顯。而另一批以“社會科學家”自居的人，因為自然科學的啟迪，又把科學家關於自然世界的比喻系統借喻過來，照本宣科的意圖建立起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模型。再以相同的邏輯把地球儀當作地球本身。大而無當的為人類社會歷史創立出一個目的論的金規鐵律。這時候的“社會科學家”，和自稱為基督的耶穌已經沒有任何區別。
　　
從自足的自然規律到自足的社會規律，從自足的自然辯證法到自足的歷史辯證法，革命者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已經構成一種偽神學。這種偽神學連關於真理的比喻都談不上，而只能稱為“真理的衍生品”。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智慧之流，埋伏其中的僭妄的品質，開始走往極端。
　　
人終有一天要替代神，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最偉大的夢想。但卻也許是一個惡夢。這個夢想使人類最近幾百年來過上了最奢侈和最富有尊嚴的生活，但也開始走到了向神挨近的極限。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長盛不衰。如同核戰爭像一個永恒的陰影高懸於我們的腦頂，對那條界限的跨越，將會把我們推向漲停。接下來是不是文明的不可逆的毀滅？我們不能判斷。但我們缺乏的已經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謙卑。
　　
柏拉圖臨死前說，我什麼也不知道。這不是人群之中的謙虛，而是面對無限的謙卑。而文藝復興和笛卡爾之後的科學家及革命者，已經少有人擁有如此健康的謙卑狀態。對科學主義的崇尚本質上是對所謂科學規律和科學真理的崇尚。因為人們始終是需要相信一種永恒的事物，需要為無限找到一個盡頭。才能慰藉無根的人生。人類其實並沒有強壯到不需要任何宿命，而全在偶然與無限之中立命安身的程度。這個永恒的事物如果不是上帝，那就是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說了這麼多，也該提一提這部電影。關於向神挨近的極限，人類對於生命的操縱是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話題。尤其是對於人類自身的生命操縱。這部電影講述一個以上帝自居的科學家發明了使人隱身的技術，他瞞著決策部門，擅自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隱身不見的他起初向同事們開一些玩笑，然後慢慢激發出邪惡的一面，意圖強奸隔壁的女郎，並一步步將同事們殺死。隱身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還記得另一部電影《土撥鼠日》，劇中人活在永恒的土撥鼠日這一天，他想通了這件事的意義，沒有明天就意味著沒有責任和結局，如同帕斯卡說，沒有一個上帝，墮落就沒有意義。如果沒有明天，你自己就成為了上帝。這個道理和隱身人是一樣的，隱身就意味著沒有責任，意味著對於現身的人類的操縱。隱身就意味著成為上帝或上帝的欽差大臣。
　　
克隆羊的出現使成為上帝的夢想開始呼之欲出。各國紛紛立法，嚴禁對人類進行克隆實驗。但這個禁令就像紙包不住火，箭已在弦，早晚總有水到渠成，不得不發的時刻。2001年的兩部好萊塢巨作把這一話題推向高潮。一部是《人猿星球》，一部是斯皮爾伯格代替庫布裏克完成的《人工智能》。前一部是人與猿的倒轉，被人類豢養做科學研究的黑猩猩智能發達，最終統治了人類。後一部則是人與智能機器人的倒轉，和人的外觀一樣、甚至富有感情的智能機器人到底是不是人？這取決於人類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如果人是上帝，智能機器就是人。至於黑猩猩，研究表明，它們和我們的DNA有至少98%是相同的。
　　
比喻的危險在於，如果把一個人比喻為太陽，他就會慢慢成為暴君。

因為把比喻當作真理本身，正因其僭妄，所以構成一種極大的誘惑。

轉自“世紀沙龍”


發稿：200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