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序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費了整整四年的功夫，歷經種種艱辛，編成了這一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這部文庫收集了一萬篇以上的原始文件，總字數接近三千萬，真不愧為一項“浩大的史料編纂工程。”《文庫》以類相從，分成七個單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數據，為將來研究“文革”的學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匯編。參加這項計劃的八位學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內，都是卓然有成的專纔。他們各自在專業的崗位上，利用公余的時間，遍訪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搜尋一切有關的文件；這一困苦的過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語纔能勉強形容其萬一。英國著名史學家屈維林 (G. M. Trevelyan)說過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國大革命的事實吧！ 你一定要下至地獄，上至天堂，去把它們找回來。”（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無巧不成書，現在《文庫》的八位編者竟在無意之間把這句名言實踐在“中國文化大革命”這一任務上。宋永毅先生還真的下過一次地獄。我清楚地記得，幾年前他為了收集資料，失去了幾個月的自由，成為當時舉世矚目的國際事件。沒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學，所以作為史學園地中的一個耕耘者，我必須在這裏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致以最大的敬意。

我細讀了《文庫》的全部目錄之後，好象重溫了幾十年前的一場噩夢。第五部分的報刊社論是我最熟悉的；這些文字當年是順著發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讀過的。那種驚心動魄的感覺現在又整個地從記憶中陡然復蘇了。我不過是“文革”的一個海外旁觀者，情緒尚如此激蕩，《文庫》編者是曾經身歷其境的人，他們在長期編纂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這樣看來，《文庫》所收的一切文件決不能和一般所謂歷史檔案等量齊觀，因為其中仍然躍動著強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裏每一個文件的後面都隱藏著數不盡的血和淚。我們不難想象，當年每一個文件發布的前後，有多少活生生的個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體的摧殘，更有多少本來很幸福的家庭頃刻之間變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庫》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觸到背後那些無數淹沒在血河淚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寶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總導言>中指出了關於文革研究的一個奇特現像：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說不盡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卻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後，中共官方事實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們只要一讀《文庫》第一部分“中央文件”最後十一年（1978－1988）的目錄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時期，我們又看到了許多關於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規定。最明顯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提醒全黨維護毛主席形像的通知”，198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幹規定”。中共為什麼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維護文革呢？答案並不難找：1978年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們如果不否定文革，在黨內便沒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達其邏輯的終點，則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將成為問題了。“投鼠忌器”，這是中共不得不為文革研究設下許多限制的根本原因。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提議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回響，是絲毫不必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這一事實對於我們怎樣認識和研究文革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什麼啟示呢？我們決不能把文革孤立起來，看作是中共“革命”進程中一個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文革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行動，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階段。但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個絕對獨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結局。列寧、斯大林等都曾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有系統地進行消滅所謂“敵人”的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列寧在建立政權後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采用了“紅色恐怖”（“Red Terror”）的統治方法。在中國，1950年“土改”和“鎮反”繼而展開的大規模屠殺，從此“紅色恐怖”便籠罩著中國的大地。“文革”不過是一個高潮而已。《文庫》第六部分收有紅衛兵的一篇文獻，題目是“鬼見愁－－紅色恐怖萬歲”，恰好證實了文革是“紅色恐怖”的必然發展。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的問世，為革命暴力蹂躪中國，保存了最寶貴的記錄。

2001年12月20日 於普林斯頓
（有刪節）


發稿：200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