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裏還有人在那麼樣地生存著（下）

臺商王先生的故事

“敬愛的叔叔、阿姨：

您（你）們好！

我叫劉健，是（貴州省織金縣）官寨鄉黃泥小學四（二）班的學生……今年，我得到了您（你）們的支（資）助，使我能和小夥伴們一起讀書，我非常感激。叔叔、阿姨，您（你）們知道嗎？今年，我爸爸由於腳上生了一個鍋口大的包，死了，我今年才10歲，就沒有爸爸了。媽媽說，沒錢給我讀書，叫我不讀書了，我很傷心，開學那天，老師說我得到了您（你）們的支（資）助了，叫我去讀書了，我非常高興，我非常謝謝您（你）們……”

這封寄自貴州山區小學的信，是在深圳工作的臺商王德明先生從自己收到的幾百封來信中選取的，寫信人是王先生發起捐助的632名學生中的一名。

今年42歲的王先生出生在臺北市，1996年後一直在深圳的一家外資企業工作。“我其實不是一個富人，老板每月給我的薪酬是5000美金，我用1500美金來資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很多年來，我一直這樣做。這使我感受到很多現實的快樂。”王先生說。

王先生的善舉來自小時候的一個善良的願望。那時候，他家的經濟也比較拮據，7個孩子，父母十分辛苦。上初中的時候，王先生曾經失學過一年時間，他不得不外出打零工助學。後來，由於叔叔的資助，他順利地讀完了中學和大學。22年前，王先生第一次拿到一筆獎學金，1500新臺幣，王先生想到要用這筆錢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後來，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他用這筆錢資助了一位失去雙手卻堅持用嘴銜筆作畫的女孩。這個女孩後來成了一位知名畫家。“這件事帶來了我一生的好心情。因為，每當我想起它，都會感到特別快樂。”

到哪裏可以找到需要資助的孩子曾經是王先生感到非常困惑的問題。他曾經拿出2萬元給他在深圳上小學的兒子，讓他幫助殘疾和經濟很困難的同學。經過一個月的了解，兒子把這筆錢又原封不動地還給他，說自己的同學都很富裕，不需要幫助。去年初，王先生看了一個電視訪談節目，聽了去貴州支教回來的教師談到貧困山區的情況，王先生產生了在自己的親屬和朋友當中募捐資助山區失學兒童的念頭。第二天，他專門請來了這些支教的教師，開了一個座談會，了解情況。

為了掌握需要資助的失學兒童的名單，他曾經兩次自費赴貴州和山西實地調查。王先生說，到了那裏之後，他感到特別震撼。許多山區的孩子每天只能吃玉米渣拌野菜，很少有孩子能吃上正經的米飯。他們天不亮就出發，爬上幾個小時的山路到學校上課，中午不吃飯，在教室裏學習，傍晚時又下山回家。由於當地的衛生和醫療條件較差，很多孩子都生活在單親家庭，冬天身上的衣服特別單薄。通過實地調查，王先生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回深圳後，他自費聘請了兩名助手，分赴貴州和山西，進行更加細致的摸底工作。9月份，他拿到了第一批需要資助的失學的適齡孩子的名單。而他在親友中募集的資金也已經到位。在開學之前，他把這些資金及時分發到632名學生的手中，由於他的資助，這些孩子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課堂。

王先生說，其實，一個人每個月掙1萬元和掙10萬元，他的生活差別並不大，他晚上睡的床不會有區別，每一餐吃的飯菜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對我來講，有一個安定的工作，有一個好的身體就已經是很大的福分了。我的人生也經歷過種種風浪，所以，我希望能通過幫助更多的孩子，讓他們能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學業。資助一個山區的孩子上學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一個上小學的孩子一年的學費只有幾十元，是一個城裏的孩子去一次麥當勞的花費；支助一個高中的孩子，一個學期也只要幾百元，只是一個工薪階層請人一餐飯的花費。

現在，王先生準備把資助山區失學兒童當作自己的一個事業來做。他準備今年進一步擴大資助的範圍，將春季助學的人數增加到1500人。

夫妻援教

宿願

雖然已經回深圳幾個月了，周廣順和曾秀媚，這對自願赴貴州支教的夫妻仍然會經常被問及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會想到夫妻倆一起到貴州呢？人們的話語中既有不解，又充滿了羨慕。

“舉一個例子吧，”當這次我們又問到這個問題時，周廣順笑了，“我們那批支教自願者有4200人報名，但最後只選了20人，我們夫妻倆就在其中。”

“以夫妻名義報名是一種特別優勢吧？”

“對啊，我們當時的決心很大，希望能夠一定選上。但我們的優勢並不止這個，我們是自信能被選上的。”

“那你們倆是誰說服了誰做出這個決定的呢？”

“其實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倆過去就常常聊到，老了退休以後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教書過余生，可以說這是我們早就有的願望，既然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讓這個願望提前實現，何樂而不為呢？”

對周廣順夫婦來說，去貴州支教完全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而當時唯一讓他們擔心的問題是：孩子怎麼辦？上小學的兒子石頭實在讓人不放心，帶到貴州吧，又怕他的淺表性胃炎受不了。猶豫再三過後，終於還是將孩子托付給了外公外婆。

痛苦

浪漫是一種感覺，依個人的情緒和環境而定，周廣順、曾秀媚並不懷疑他們是浪漫的一對，但2000年8月，當他們一路顛簸到達支教地點，貴州省織金縣自強苗族鄉時，這裏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貧困的農村生活還是給了他們一種冷峻的現實感。

海拔1500米，典型的咯斯特地形，到處是光禿禿的石頭山頂，無地下水，雨水做飲用水，每周才能吃上一次肉——

首要的問題是水。屋頂上的露天水池長期蓄著雨水，然後引一根橡膠管通向各戶，這就是自強鄉的“自來水”。支教老師只有從老百姓家裏用一元錢一擔的價格請人挑過來。因為水太貴，每次洗完臉之後還要留下來洗手洗腳洗衣服。就是這樣，第一個月的水費仍然高達80元，他們卻只有團市委發的400元生活費。這樣他們又不得不去討價還價並實行“節水方案”，將水費降下來。而用這麼昂貴的水洗澡卻讓他們渾身發癢紅腫。

貴州的冬天也給了周廣順夫婦很大的考驗。三九四九凍死豬狗，周廣順的手腳長滿凍瘡，腳下必須要另外買一雙加大號的翻毛皮鞋才能把腳放進去。曾秀媚的耳朵凍了一層黑色的厚繭，輕輕一碰就鉆心地痛……

“但看看當地的情況，我們又覺得自己面臨的這些根本不算什麼了。”周廣順說，“自強鄉偌大個地方只有兩棟水泥結構的房屋。很多人家的茅草屋都有將近100年的歷史，而一些人家的全部家當加起來還不到20元……”

驕傲

夫妻支教的優勢不僅體現在報名選拔中，周廣順夫婦與同一個扶貧小隊的自願者相比，更加成熟和專業，所以周廣順被選為了小隊長和支教學校的副校長。一上任周廣順就訂立了四個明確的工作目標：教學、扶貧資助、建校、學校管理。

“一年的時間其實非常短促，我們的工作不能沒有規劃。”周廣順說。

教書自然是支教者的本分，但是周廣順他們很清楚他們帶給這裏的肯定不應該僅僅是課本上的知識。幫扶貧困失學兒童成了他們的一大任務。每個周末，周廣順和曾秀媚都會下村進行家訪。一年來他倆的足跡遍布了自強鄉方圓500裏的山巒河谷、11個行政村56個村民組。一位鄉領導得知後感慨地說，這些地方我們自己都沒走完卻被深圳的老師走到了。

通過家訪，他們摸清了鄉裏失學兒童的家庭情況，理出了一個200人的支助名單。他們捐出一些私人的錢做了支助費用，同時又積極和深圳的一些單位個人聯系，取得了一部分資金。這些錢使自強鄉150個家庭的200多名孩子重返了校園。

“每家村民都十分渴望我們能去家訪，對我們的到來也萬分熱情，曾老師就因為這種熱情還被狗咬了。”周廣順笑著說。原來，有一天曾秀媚在一個學生家做家訪，臨走時學生家長執意留她吃晚飯，結果在拉扯中她被那家的狗誤認為主人的敵人，而竄上前來咬了曾秀媚的腿一口。為了不讓主人有太多的歉意，曾老師簡單止血後便離開了。當晚，周廣順只得借了輛摩托送妻子到30裏外的牛場鎮衛生所打了“狂犬疫苗”。

最令夫妻倆驕傲的是，他們幫助建起來的新的自強鄉大沖村小學——大沖深圳志願者小學。其實第一眼看到大沖小學的危房，周廣順他們支教小隊就生出了為這裏建個新校舍的願望。他們趁寒假回深圳的機會向深圳的朋友反復訴說大沖的貧瘠和大沖孩子對學習的渴望。後來他們籌集到了15萬元的資金，加上他們幾個人捐出的七八千元，終於為這裏的孩子建起了兩棟校舍，共8間教室，還有操場，圍墻和綠化帶。

在學校管理方面周廣順也下了不少工夫。農村學校的管理很不規範，教師的素質也低，對待學生經常以罰代管，比如一個學生遲到就被罰擔50擔泥巴。周廣順在學校管理中引入了學生行為規範、值日制度、校園文化建設等大城市先進的管理方式。成果是顯著的，尤其是他們為自強鄉實現了初中升高中的零的突破。在去年的升學考試中，畢業班全部13名學生都達到錄取線，有4名學生上了縣重點線。

還會再去

周廣順和曾秀媚贏得了自強鄉老老少少的尊重和愛戴，在他們離開時，送行的人群讓他們長時間不能上車。

如今的周廣順已經回到以前工作的竹園小學，妻子也回到了原單位梅麗小學。表面上生活似乎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只要和他們聊上幾句，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心中已經有了很深的貴州情結，他們的心一刻也沒有離開過貴州。支教結束後，周廣順又回自強鄉去過，他仍然在為失學兒童的資助問題多方奔走。

“如果還有這樣的支教機會我們一定會去的。”這是他們夫妻的心裏話。

劉朝暉最大的願望

“我懷念那段十分投入工作的日子。”剛剛從貴州回到深圳兩周的劉朝暉這樣說。2001年2月，深圳獅嶺小學與貴州赫章縣六曲河小學組建成為“手拉手”學校，兩個學校的同學互相通信；劉朝暉作為獅嶺小學的代表，只身來到了六曲河小學支教。

“六曲河位於貴州畢節地區，離貴陽290公裏，但是路上坐車卻要花12個小時——路況太差。這個地方沒有旅遊資源，也沒有土特產資源，雖然產一些煤，但卻運不出來，所以這個地方註定是個窮地方。”

劉朝暉等4名老師被獅嶺小學推薦到六曲河小學，對方選中了他。“他們可能是看上了我的一專多能吧。”劉朝暉的專業是美術，但他對語、數、英、體、美等小學各學科都很熟悉。另外他還有教育管理的第二專業，同時他的電腦知識也很豐富。

走的時候，劉朝暉的兒子還沒有上小學。劉老師的到來對六曲河小學來說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他帶去了獅嶺小學贈送的大量實物，電腦、錄像機、VCD機和大屏幕彩電，為他們組建了一個雖然簡單但卻實用的電教室。另外，劉朝暉還帶去了很多文具和書籍。同時他還請妻子每個月將《紅樹林》，《特區教育》、《深圳青少年報》給山區的孩子寄過來。

這些硬件，對山裏學校的教育當然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更重要的東西應該是劉朝暉帶去的一些“軟件”。

“到的第一個星期，我就給自己定了位：特區人不特殊，是客人又是主人。這裏鄉下的風俗是，對尊敬的客人要敬吃雞頭。我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會告訴老鄉，我不是客人，我也是這裏的主人。”

主人翁的姿態當然不僅僅是在飯桌上的客氣。從每天的早讀到晚上的教師培訓，劉朝暉的生活比在深圳時緊張多了。“晚上幾乎沒有在1點以前睡過，我佩服這裏的老師，在那麼差的條件下，他們還保持了很強的學習精神。”每天晚上，劉朝暉就在他的小屋裏對當地的教師們進行培訓。參加培訓的十多個青年教師的電腦水平獲得了質的飛躍，他們學會了處理文本，制作幻燈，處理素材，嘗到了多媒體輔助教學的甜頭。

此外，劉朝暉從不科學的行政分工入手，對學校的管理機制進行改革，在學生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日常行為規範，完善大隊部的功能，幫助學生辦起了校刊校報。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美術才能，幫助進行校園環境規劃。為學校設計了校門、主席臺等設施。“在那裏，我鍛煉了自己的很多能力。”劉朝暉說。

劉朝暉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及對學生的關心和孩子們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誼。“提起幾個學生來，那裏的老師都有點嫉妒。這些學生都是很聰明很上進的，我對他們有特別的關照，但是和普遍情況一樣，他們的家庭經濟情況都很糟，隨時面臨失學的危險。”說到這裏，劉朝暉神色黯然了。他將手裏的幾個孩子的情況拿出來，“貧窮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劉朝暉說，“而其中有個很普遍的情況就是，這裏的單親家庭特別多。因為這裏的生存條件太惡劣，人的生命很容易在意外中消亡。在這裏我非常深地體會到了人生的無常。如一個孩子的父親是開拖拉機的，為了躲一輛貨車，翻到山下死了。再如我最後從六曲河回貴陽的一路上，就有十多輛車翻下山。後來別人才告訴我，我到了貴陽就算撿回了半條命。”

現在，劉朝暉的最大願望是，通過《深圳周刊》社為那些貧困的孩子找到資助人。


發稿：200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