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連老鄉”

　　我生在大連，長在大連。父母親原是江浙一帶的人，早年參加革命，後來落根於大連。由於這些諸多原因，我的口音“海蠣子”味少了一些，相貌雖然不是那麼眉清目秀，但多少有一點斯文書生之氣，加上體弱多病，性格難免或多或少有點陰強陽弱。

　　二十一歲那年，我離開大連去吉林上大學，同宿舍八個人中有四位來自大連，我也算是其中一個。但在平常生活之中，他們三人總形成一個小“集團”，而把我排除在外，從來沒有把我看成是“大連老鄉”。

　　一九九六年，在美國田納西州讀書時，大學裏也有幾位大連人。他們性格豪爽，快言快語，喜歡助人為樂。每逢周末，我們大家常在一起踢足球。我也不知什麼原因，我又總是被分出“大連隊”之外。每當這時，我不得不強壓怒火，心裏十分不痛快。

　　十二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地方。我曾經認過一位“大連老鄉”，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正直不阿的品格至今使我難忘。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在我父親的戰友王伯伯家吃完晚飯，正準備去天安門廣場，電視裏傳來了天安門廣場的“戒嚴令”。王伯伯說：“今晚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了，那裏太危險。”我說：“沒有關系，我只是去看看熱鬧。”王伯伯出於安全考慮，還是不同意我出去。好在伯母幫我說了幾句話，“讓他去吧，小紅這麼機靈，不會有事的。”

　　我騎上自行車直向天安門廣場奔去，路過人民大會堂西門時，看見一大群人圍在一起。放好自行車，我上前一看，只見幾個學生和一個中年男子在辯論什麼。這男子身材魁梧，皮膚較黑，說著一口大連話。他勸學生們今晚最好離開廣場，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沖突。那幾位學生不同意他的觀點，堅持同學們應該堅守廣場，直到政府答應同學提出的條件。雙方僵持不下，這樣持續了好長時間，天漸漸黑了下來，大約接近午夜時，人群慢慢地散去，最後只剩下他一人坐在石階上。

　　夜幕中我和他攀談起來。他說他是從大連出差來北京，過兩天就回去了。我提了不少問題，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我們倆好像記者專訪似的。他思路敏捷，分析問題精辟而深刻。他嘆息學生上了李鵬政府的圈套。他們本該早點離開，這樣趙紫陽可以出來說說話……。談著談著，我感到周圍的喧鬧慢慢消失，空氣也漸漸地凝固起來。我們突然聽到一陣大喊，“建國門那邊打起來了。同學們快去。”我匆匆忙忙告別了這位“大連老鄉”，騎著自行車向建國門方向駛去。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日子，大家都有一點像“地下黨”，所以我也沒有問他姓什名什。

　　不巧這之後的那周，我們所裏來了幾位德國專家。我負責他們的生活起居，還陪他們去外地玩了幾天。一周後，當我返回北京時，同寢室的同事告訴我，有一個大連人因為心直口快倒黴了。晚上新聞聯播時，我迫不急待地打開電視，正好裏面播放宣判新聞。我的這位大連老鄉姓肖名斌，因為向外國一家電視臺說了幾句實話被全國通緝，最後被捕入獄。

　　看著電視中那一幅幅不可思議的畫面，我有些目瞪口呆，半天才回過神來。好在腦袋還沒有傻掉，我在想：“如果一個社會不能伸張正義，這個社會將是多麼的可怕。” 摘自<<華夏文摘>>


發稿：200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