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大棒敲向誰

到底是誰受到了整肅？

今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陰晴不定，知識界的爭論也波譎雲詭，與此同時，政府對知識界的整肅也加大力度。但網上傳聞的名單中，有一些讓人看了不明所以的人物，如樊綱、茅於軾等人也列於名單之中，確實讓人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中國政府到底想整肅哪一思想流派的知識分子。

其實只要看看棍子到底打在哪些人身上，就明白這次政府的大棒到底要敲向什麼人。海外有一個叫做李憲源的人在“新吶喊論壇”撰寫多篇文章，聲稱政府整肅的是“新左派”的人，這就完全是他個人臆象，因為劉軍寧、李慎之、何清漣、秦暉、錢理群等人士沒有一個是“新左派”陣營內的人，他們也沒有依附於任何利益集團。而據說上了名單的樊綱、茅於軾等人，其實並沒有受到整肅。只有上述幾位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受到的整肅才是結結實實，半點不虛，並大都是以“斷糧卡胃”這種方式進行。目前其中有些人士所受到的政治威權壓迫正在升級，只是鑒於他們在國內的處境，有些情況不便披露而已。由此可見，在中共那裏，“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根本問題一清二楚，沒有半點含糊。必須要聲明的是，本人並不主張政府要對樊綱等人進行打擊，“我雖然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點自由民主觀念的基本常識，本人還是懂的。

“三管齊下”的新知識分子政策

如果將大陸近兩年來的情況仔細做一個全面觀察，就明白目前中國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隨著統治經驗的豐富，動員各種資源，從幾方面互相配合並有條不紊地進行。

一是采用高薪制養一批體制內專家。各重點大學現在正在實行工資制度改革，采取將教授工資評等的方法，極少數受上級青睞的教授被定為“學科帶頭人”，享受年薪十萬元以上的待遇，成了“教授貴族”。但這種人占的比例在清華、北大與復旦這種名校也不會占到十分之一，真正只是“極少數”。讓極少數“教授貴族”存在的原因有兩點：一方面是向中國與世界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待遇正在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通過樹立幾個“貴族教授”，讓專家群體產生依附體制的內在驅動力。比如復旦大學送給王滬寧年薪十二萬元的教授待遇即一例。王滬寧早就到江澤民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做副主任，前年開始更以江澤民特別助理身份頻頻出現於中央電視臺的屏幕之上，但復旦大學還是給了王滬寧這一教授高待遇。弄得該校大學教授們怨聲四起：你都不在我們這裏了，卻還占著我們一個高薪指標！只是這些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學科帶頭人的“學術精英”，近年來頻頻現醜，僅在江主席“龍潛之地”上海就出現過三位“學科帶頭人”、青年博導剽竊他人成果的事情。先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申XX抄剽竊他人，後有上海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將他人成果據為已有，去年則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導、並經常以道德形象出現於世人面前、且專以道德信條訓誡他人的張XX全書抄襲德國一位哲學家的事情東窗事發。還有一位中國政府列為“國家級專家”的南極研究專家的著作——該著作還由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拿到聯合國領獎——的真相被揭發出來，原來這本被中國政府深引為驕傲的煌煌大著,竟然是抄襲澳大利亞一位南極研究專家十余年前的一本英文著作，這名“國家級專家”的“貢獻”只不過是將英文翻譯成了中文而已！嗚呼，如果聚集在中國政府學術旗下的竟是這樣一批“學術精英”，炎黃子孫顏面何存！二是讓一些依附於政府的資本集團拿出錢來，資助一些學術獎，以“引導”民間學術向某個方向走。比如今年鬧出大風波的“長江《讀書》獎”，就是文化與資本相結合，利用資金杠桿調節民間學術研究方向的典型。李嘉誠是香港巨富，他近二十年利用與中國大陸政府的關系迅速滲入中國市場，使“長江和記黃埔集團”的資產像滾雪球一樣成倍增長。如果說其他企業家還停留在利用資本賺錢的階段，李嘉誠卻早就不需要拿出自家在國外的資產來大陸賺錢了。去年李嘉誠在深圳開發“和記黃埔花園”，那塊地就是多少人（包括不少高幹子弟）垂涎而不得的寶地——二十一世紀深圳市中心區福田區市政府新址之旁，在那塊地上搞“七通一平”基礎建設的錢沒有一分錢是李嘉誠從香港帶過來。據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那篇充滿了艷羨之情的報道所載，李嘉誠的“四個簽字值十二億”，這位“紅色愛國企業家”僅僅只是簽了四次名字，就從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分行、工商銀行深圳分行、中國銀行深圳分行等四家國有銀行貸款十二億，待利用貸款打好地基以後，“和記黃埔”立刻在社會上賣樓花，每平方米價格均價在一萬二千元人民幣以上，除了朝向與樓層不好的部分樓盤之外，深圳的富豪們將該樓盤搶購幾近一空。而李嘉誠先生不僅還了貸款，還籌到了樓盤開發的後續資金——真不知這是利用外資還是被外資利用？

由擁有這種政治背景的李嘉誠先生資助的“長江《讀書》獎”，評出來的巨獎歸於不關心現實與民瘼的現代“乾嘉學問”實屬情理中事。每年有一百萬元巨獎放在那裏，對李嘉誠來說，只不過是其一套面積中等的商品房售價，只要政府高興，李先生再在中國貸上十二億建上幾十座這樣的花園也非難事。而對在貧窮之中度日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來說，這卻是一筆巨款，中國政府利用如此“民間紅色愛國企業家”慷慨出資，作為“經濟杠桿”調節學問主攻方向，讓中國蔗糖史、士大夫研究之類得獎，肯定會讓一大群擠不上“教授貴族專列”的文化人團結在“長江《讀書》獎”周圍，幾年下來，《中國纏足史》、《中國青樓史》、《中國漆器考》等類“乾嘉學問”一定會大行其道，然後“史學”昌盛，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生活境況獲得大大改善——多少也算有了點“奔頭”。

想到這一層，再想到“長江《讀書》獎”評選程序不公，第一次評獎結果為出資者不滿推倒重來的醜聞，還有目前最後一項讀者評選獎遲遲未出爐的傳聞——據知識界分析，因讀者評選獎首名是何清漣女士的《現代化的陷阱》，此事現在令“長江《讀書》獎”評選委員會尷尬無比，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按讀者評選順序定獎，評出《現代化的陷阱》，將會令政府不高興。但如不按原始選票評選，則又會遭受知識界質疑。現在已有不少知識界人士提出，要求公布讀者評選獎的原始選票，此要求遭到董秀玉女士斷然拒絕——真令人為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扼腕長嘆。

三是對那些既不願意歸附政府，也不願意為其他利益集團所用，並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采取近日來轟傳的“打壓政策”，在學術界的就業機會以及傳媒事實上為政府專控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采取各種措施讓這些知識分子所在單位迫使他們“辭職”或對他們“解聘”，並讓傳媒對他們封嘴消音，將他們逼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在國際人權組織多年呼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一點：再也不留任何文件，也不準聽取傳達者錄音或記錄，只采取口頭訓示的方法下達其指示，政治問題采用非政治化手段處理。然後到國際上白賴：你說我打擊了他們，拿證據來！

這種“不順從者不得食”的“黨天下原則”，估計在明年一月中國政府進行“事業單位全員勞動合同聘任制”改革時，將通過解除聘約的方式得到全面實施。中國政府這樣向知識分子們發威：你們看看，“順從者”我們高薪養起來，讓他們成為大家羨慕的“紅色貴族教授”；“超脫者”我們也給點出路，拿點民間學術獎拋給他們；不順從者我們則采取“斷糧卡胃”的方法，看你們能逃得出如來佛的手心！同出身於復旦大學的兩位名重一時的學者，其遭遇卻判若雲泥就是一例：知遇於江澤民的王滬寧得“紅色貴族教授”厚遇，而為民間所推重並被目為“代表了中國改革良心”的何清漣卻遭遇接踵而來的打擊，飯碗也有隨時破碎的危險。這正好說明了“不順從者不得食”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則。在中國政府這種“三管齊下”的知識分子新政策作用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依附於任何利益集團的獨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只會越來越差，面臨被封嘴消音的困境。

無恥者助紂為虐

應該說，與“文革”時期以及“文革”前的歷次運動相比，中國民眾還是覺悟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總體表現也比那時好了不少，類似於大檢舉、大揭發這種事情這次沒有大規模出現。但還是有少數文化醜類在此情況下趁火打劫，迫不及待地為政府的整肅行動叫好，這裏僅舉兩例（都是有文字為證）：

一是近來非常活躍的韓德強，在其發表於《八面來風》（海南）雜志上一篇題為“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文章裏，認為“四小龍”的發展既然被稱之為“奇跡”，那麼中國五十年的發展就可稱之為“神跡”，前三十年毛澤東為中國發展作了巨大的貢獻，才有中國現在經濟改革的大好局面。而後二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吃毛澤東時代的老本，也獲得了大發展。最奇妙的是韓德強在文章末突然道義感大發，大聲訓斥那些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們：“做人要講良心，我們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卻一天到晚咒罵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從墳墓裏刨出來鞭屍。”這話真不知韓德強先生還有點現代納稅人意識沒有？至少這裏顛倒了一個基本關系：到底是納稅人養活了政府，還是政府養活了全體納稅人？在韓德強的邏輯中，當然是政府養活了全體國民，而被政府養活的知識分子們既然“吃了人家的，用了人家的，住了人家的”，就有俯首稱臣，誠惶誠恐地表示“皇上聖明兮，臣罪當誅”，只要你批評了暴政，你就是沒有良心，韓先生就要“仗義執言”，跳出來為政府打抱不平。只是韓先生照如此方式混跡中國，只怕是中國的全國政協又要多出一位類似於何新的專職委員。只是好像韓先生賣得比當年何新還要更廉價一點。

還有一位就是因寫《切.格瓦拉》一劇而名噪一時的黃紀蘇先生，他在《革命及相關詞語》一文中將批評政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稱之為“玩反極權的蹦極跳”，與韓先生同仇敵愾地一致認為獨立知識分子“吃了官的還批評官”實在太不仗義，並帶著幾分幸災樂禍的態度欣賞著官們整肅這些獨立知識分子，並將這些人變為流亡國外的“活烈士”。奇怪的是，這兩位似乎都是近年崛起的“新左派”的中堅人物，但如此行徑，真是沒的辱沒了“新左派”的門楣！

寫到這裏，我才終於明白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將本民族最優秀的大腦一批批送上斷頭臺（現在則是封嘴消音），而不管哪朝哪代，都有一些文化醜類站在屠宰場邊等著分享肉食，拿著人血蘸饅頭大吃特吃。

默察二十余年中國改革，就會發現一個規律：宏觀經濟形勢向好時，中國政府就有信心，政治環境相對就寬松一些；而宏觀經濟形勢一旦出現不好的信號，中國政府就在政治上采取“收”的政策，政治環境也就隨著相對緊張。自從1993年宏觀調控以來，中國經濟形勢日益劣化，近期內根本看不到向好轉化的信號，隨著各地下崗失業人員的增多，刑事犯罪案件的居高不下，各級政府官員貪汙腐敗的日益普遍化，中國政府治國無方，反貪無術，就只有再度祭起“安定團結”這一法寶，扼殺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但諱疾忌醫，只會使膿瘡越長越大，最終發生瘡裂，導致全局性的崩潰。在腐敗與發展賽跑時，腐敗已遠遠跑到發展的前面，而腐敗的根源正在他們自己身上。中國政府既然缺乏對自己動刀子的勇氣，就只有將刀子舉向真正的愛國知識分子身上。而這正是中國近百年的悲劇所在。

我為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們的境遇長嘆息。心底裏只有一個祝願，但願獨立知識分子們個個有如馬寅初先生那般健康長壽，能等到活著看到自己理論“勝利”的一天。(九月三日寫於“不識時務齋”)


發稿：200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