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養廉」：中共的悲哀

孔子曾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可歷盡了20多個世紀的歲月變遷後，孔壁中卻有《新論語》曰：「唯中國大陸的司法官為難養也」。何以見得？因新任司法部長張福森上任伊始所點的第一把火，竟是「高薪養廉」；而且，這一高薪要高到足以「養廉」的條件，藉以確保各級司法官「道德品行」的持續，用阿堵物來維護「司法公正」。

看來，在改革開放、繁榮娼盛後的中國大陸，法律早已變成一紙空文。「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才是今天中國司法部門的真實寫照。譬如說，現年63歲的司法部長高昌禮目前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秘密情報組織──的「雙規調查」（即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據說高部長在被「規」到昌平縣接受「調查」之前，正和他的情婦在北戴河逍遙快活地用挪用來的公款渡假。這位1998年登上司法部長寶座、並被公認為是推動中國司法制度走向更為透明化和大力清理司法系統內貪汙瀆職的朱內閣的得力幹將，今天落到如此地步，當然是部長之薪雖高，但還未高到令司法部長足以「養廉」的條件，因此，「道德品行」無法持續，私占數套自己治下的公務住宅房，也純屬自產、自銷之舉。誰叫高部長不像江公子綿恒一樣有日進鬥金的高薪！此乃錢之過、而非貪之罪也！

中共自建政以來，一直以假、大、空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對人民實施洗腦和奴化教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學雷鋒」。中共通過一系列的強迫教育，要求全國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像孤兒雷鋒一樣，做一顆黨的「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黨把你擰在哪裏，你就在哪裏死死地鉚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來可笑，中共所推崇的這一類先進典型，如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焦裕祿等等，幾乎都是已經回歸塵土的人。因為，毛澤東無法相信任何有思想、有頭腦的活著的人，生怕這樣的活典型，一旦茅塞頓開，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會令他自打嘴巴起來。例如原國家主席劉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而「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也帶著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折戟溫都爾漢；至於罰誓「永不翻案」的走資派鄧小平，則在第3次上臺執政後即把江青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使偉大領袖毛主席頃刻之間變成了反革命家屬。──可見，毛之不相信活人，還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雷鋒精神的破滅和「高薪養廉」的出爐，充分說明了中共走投無路的悲哀。中共雖然明知馬列主義早已過時，四項基本原則成了令酒臭之惡狗，但要自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卻又談何容易。於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時撈到了一根「高薪養廉」的稻草來救命，以為從此可以穩固軍心、官心，繼續騎在人民的頭上當一輩子的高薪「公仆」去了。殊不知人的欲望無底，所謂「高薪」的約束力，也實在有限得很，能養得了幾分清廉乎？古人云：「饑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欲。」今天司法部長高昌禮的下臺便是一個絕妙的佐證。試問，當他得到第一套公務住宅時，是否因為考慮到該住宅的房價遠比他可能獲得的高薪要高上百倍、千倍而從此見好就收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今日貪風之漲，是中共這個無人監督、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已病入膏肓的徵兆，而非大、小貪官們薪奉太低、無法養家活口、以致饑寒起貪念的緣故。更何況，今天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果在於分贓不均，大部份國有資產源源不斷地流入了太子黨們的腰包和存入了他們的國外銀行，最後竟連堂堂司法部長的「廉」也養不了，夫復何言？

「反腐倡廉」並非是黨的第三代領導人彈琴作秀時想出來的救世奇方。早在1989年中國人民便發出了「反貪汙、反官倒」的正義呼聲，並引爆了轟轟烈烈的「6．4」愛國民主運動。雖然這場徒手民眾的請願運動被坦克和達姆彈殘酷地鎮壓下去，但中國人民「反貪汙、反官倒」的呼聲卻從未停止過。而11年來，中國的貪官卻越反越多，貪瀆之風越演越烈，以致形成了今天大官大貪、小官更貪，無官不貪的、人欲橫流的局面。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與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把巨龍變成了一頭四不像的怪物：它長著社會主義的極權腦袋，跳著一黨專制的心臟，披著「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麒麟之皮，邁著「一國兩制」的不平衡的大、小腳，卻拼命地輸入著資本主義的血液，想藉此讓這頭共產主義的怪獸茍延殘喘下去。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貧富懸殊所滋生的娼、賭、毒……，更是一個個碩大無朋的銷金窟，使那些無上限的貪汙指標，更是呈火箭式上升。「若要發、眾人頭上刮。」早已成了貪官汙吏們發家致富及侈情聲色犬馬的口頭禪。

早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每年歲終祭神之後，皇帝都要按例下詔賜眾博士每人一頭羊。因為當時的羊尚未經過基因改良，難免有大小肥瘦之別。負責分羊的祭酒（博士的總管）感到為難，想殺羊分肉以求公平。但有一窮博士甄宇認為此法不可取。祭酒又打算采用拈鬮的方法來解決這一難題。但甄宇更以此為恥辱，遂帶頭挑了最瘦小的一頭羊揚長而去。於是，眾人自愧不如，再無爭執。而「瘦羊博士」的美稱從此傳遍了京城（典見《後漢書．甄宇傳》、《東觀漢記》）。看來，養廉並不一定需要肥羊高薪。為人父母官的人品、良心和良知，其實更加重要。

記得1978年春，我曾在上海人民廣場民主墻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去國》的雜文。文末曾寫過這麼一段感慨萬分的話：「只有到了出去了的中國人不肯不回來的那一天，中國才有救！」今天，我要套用這句寫於23年之前的老話，如是說：「只有到了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的那一天，中國才有希望！」

（2000年12月30日於美國芝加哥）

發稿：2001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