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采訪不堪回首（下）

人們說，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第一投訴中心是什麼，在哪裏？）

張平對記者說，他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看到門外有人坐著。這還是文聯門房給他擋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這樣描述張平：“我們正在聊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遠處徘徊。一會兒走了過來，看看我們這群人，問誰是張平。張平回答後，那個農民撲通就跪下了，說他是清水縣的，找了很長時間……”張平心很軟，愛激動，這就使他總是被受苦受難的人包圍。

一個轉業軍人，膝蓋骨在自衛反擊戰中被打斷。一個農民的女兒主動嫁給他，根據政策戶口變成了城裏的，在城裏找了工作。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要跟轉業軍人離婚。丈夫不幹，女的就讓公安局把丈夫抓起來，吊到梁上打，並且強判離婚。原來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轉業軍人找到張平，結結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結巴）哭訴。張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殘協……最後案子翻過來了，有關方面賠了轉業軍人６萬塊錢。這可憐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錦旗給張平，“扶持正義，鏟除邪惡”。

臨汾地區有一個老婦被女婿趕了出來，因為女兒不是親生的，她就挨打受氣，住在一個狗棚裏。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輸（用張平的話，現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領導、“攔轎”… …沒用，人家推搡她：滾滾滾……她沒辦法了，不知道找誰。鄉親們指點她，去找作家張平。

她找到了張平，臉黑黑臟臟的，是淚水和塵埃在太陽底下曬出的那種印痕。張平說，真上訪假上訪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沒有這種痕跡。

他讓她暫住他家，讓妻子給她做飯。他把她的事給跑成了。

長治一個職工被通知下崗，當晚就攜著女兒帶著禮物去廠長家說好話。廠長卻誣陷職工擅闖民宅，行兇鬧事。讓公安局把他抓了起來，判了3年刑。一家人沒了依靠，生活艱難。

找到張平後，經奔走，職工被平反，但沒有得到任何賠償。職工出獄後，一家人抱頭痛哭，說我們不要賠償了，我們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個農民企業家建了一個煉焦廠，辛辛苦苦幹到一定規模，一個地頭蛇拿了張白條找來，稱廠長欠他200萬元錢，讓法院查封，煉出的一萬多噸焦碳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業。

這等於惡霸和法院沆瀣一氣，把這個工廠活搶了。

農民企業家哭著找到張平，看著工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他自知力單，但也不能不管。

找到×城地委書記訴說（他對記者自嘲：說來可笑，一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只能去求官）這個案子終於翻了過來，但惡霸們逍遙法外，農民損失的焦碳和財。物只能自認倒黴。

“這片大地上，人們為什麼常含淚？”他有時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見為凈。寫些風雅的、現代派的東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學、各種關系大多來自底層，他們隨便的拷問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辦教室、他的小學同學對他說，你們這些寫東西的，去看看在煤窯、鐵礦裏的像狗一樣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車間作坊裏每天連續工作十好幾個小時、從來也沒有過星期天的農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著一輩子沒住過一天醫院的你們常說的“父老鄉親”……即使不住下來，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車廂裏連腰也彎不下來的硬座火車也行，擠一次我們鄉下人屢屢被劫被搶的長途客車也行。只需一次就夠了。

在這片土地上，善惡總在搏鬥，那麼激烈，張平說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他，這麼一個寫過《法撼汾西》和《十面埋伏》的人，在這裏總得被牽扯進去。

1997年，一群義憤填膺的人找到他，說一位市委幹部的小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軋斷腿，司機不停車，拖掛著小女孩狂奔。許多人看見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這個司機伸頭看了看，倒了三次車，把小女孩活活軋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證很多，但那個兇殘的司機跟公安局有關系，被判過失殺人，只賠一萬塊錢一年刑（還不知能不能坐完）。

那女孩子媽媽的頭發一夜全白，這是張平親眼目睹像傳說中的一個人的頭發那麼快地變白。民怨沸騰，一位女記者牽頭，山西的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各界群眾聯名，呼籲嚴懲兇手，老作家馬烽、西戎也在上面簽了名。

有關部門有些怵了，加判了兩年，多賠了兩萬塊錢。這與那司機應受的懲罰相去甚遠。

但老百姓、作家、記者還能有什麼辦法？關系、利益交換，比天良、民心重要。

“案子判了後，那個女記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態地要了一瓶高梁白，說咱倆一人一半。一杯酒還沒喝完，她就醉了，痛哭流涕地痛罵：他們那麼蔑視法律和民意，那麼看不起公正，指鹿為馬，說黑為白！真不知道這些怪胎是怎麼產生的？沒有一點憐憫心……

“我把這個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記者架回家。這時才感受到一個中國記者對惡的痛恨。”

他們通過白道黑道整治廉潔奉公的人

十年采訪不堪回首，那裏面有許多正義的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他琢磨怎樣褒揚和保護這樣的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訪了一個剛直不阿，但境地較危的省紀檢幹部。這人見過那麼多的不平事，簡直就是一部黨內的反腐史。

“1994年在××，我（紀檢幹部）介入一個4千萬元的死案，當事人突然自殺。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說，你必須死，你死了你家人我養活……當事人就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跳樓，但沒摔死，骨折，斷骨刺進肝裏。他本來完全能活下來，可是一個檢察院幹部和一個公安局幹部把他擡出廠門用了30分鐘，送醫院又用了20分鐘（那個小城很少堵車，駕車繞市區一圈也用不了20分鐘）搶救又用了40分鐘。結果生生看著他死了。有關領導讓給他定個畏罪自殺，結案了事。4千萬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無影無蹤了。”紀檢幹部對張平說，這種事他可以講三天三夜。

他說他也受賄，看著張平的驚奇，他說他吸人家的煙，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東西，在那個環境中他沒辦法。但是給他送錢他堅決不要，這是一個分水嶺。有人最多一次給他送去10萬元。他就給行賄者算帳：“我現在是副廳級幹部，我住的房子150多平米，值個30萬。從現在到死，我還能拿20多年的工資，也有40多萬，國家給我配了一輛車，十幾萬，司機的工資……我拿這二百多萬元換你十萬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沈的這個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對張平交代後事：“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檢察工作，光這幾年親手送進監獄的就有2000多人，現在他們全出來了，有些人官比我還大。他們現在通過白道黑道整我。我現在把什麼都跟你說了，萬一出了什麼事……”

我們有什麼權力指責百姓的清官夢

張平幾乎用一種悲壯的情懷跟那些黨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交往。

“××市委副書記，我觀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祿式好幹部！”這位副書記山西師大哲學系畢業後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後到××市任職。終於有了一塊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負，他計劃幾年內把××市建成文明、發達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特別清廉剛正，把許多人的這條發財路子徹底堵死，因而不斷得罪地方勢力，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他知道很危險，不讓老婆孩子來這裏。他自己豁出去了，說就要看看真正的馬列主義能不能在這裏實行。

他剛來時，市長60，書記57，於是他認為他的全面改革試驗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換了三屆也沒把他扶正。

盤根錯節的官們想盡辦法整他。有一次鋪路，上面下令10月1日必須通車，但有關方面卡他，不供應他物資。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一車石料，半夜又讓一個市委副書記弄到自己家蓋房子了。他急得罵那個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個樣子。

結果省報發文，說有的幹部讓工人喝地上的臟水……《工人日報》的同仁看了這篇文章後恨得要死，一定要給這個侮辱工人的幹部曝曝光。他們的記者來到××市，向工人一打聽，滿不是那麼回事，工人們給他們講了書記的種種事跡，把記者感動得哭了起來。

為什麼這時候攻擊他，因為省裏正在考察他，準備提為下一屆的市委書記。

地方勢力串通起來，結果他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整個××市沸騰起來。上萬人上街……“黑社會”也給他送來一麻袋錢，說別人都在跑官買官，你也去送。他們也希望這個城市有大發展。曾經有人想“要他一條腿”，結果讓這些人保護下來。

一位新華社記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寫內參向上反映。他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寫。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上一次為了反映這個市的老市委副秘書長自殺，市委書記的情婦被提拔為市委秘書長，市長的情婦被提為市府秘書長……等問題，他躲在一個工人家裏寫內參，市裏一班人得到消息後到處找他。他因去看望一個老板熟人，被市領導們打探到，一班人都來到老板的飯店。在密室裏，市委書記撲通給記者跪下……記者心軟了。與此同時，一輛裝滿東西的三菱吉普下鄉來到記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來到市裏勸兒子；第三天地委書記一行人到省城請新華分社社長吃飯……內參只好停發。

這次新華社記者學聰明了，把稿子連夜寫出來，馬上用傳真機發到總社。內參第三天就發出來了。

新華社內參寫道：這個市委副書記幹了6年，與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辦公室裏，在大食堂吃飯……為什麼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幹部落選了？

最後，副書記得以繼續工作。

上級把他平調到臨汾市任副書記。消息傳出，××市的百姓不幹了，他們把市委大院包圍起來不讓他走。這些工人、退休職工、街道居民在市委門口守了兩天兩夜。“××人民如喪考妣，紛紛到省裏請願。我去采訪時，看到14個環衛工人擠在一個屋子裏，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們覺得一個好書記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樣。”但他必須走，組織部門規定上任有最後期限，如果不報到就做自動放棄處理。他的秘書跑到外面求百姓，書記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醫院搶救。工人們心軟了，放開一條路。這時工人們看到他們的書記真的要走，就全哇哇大哭起來。大家哭道：我們不能選你，我們也留不住你，我們說話沒人聽……

他是個硬漢子，這時也哭得不能行。

車子到了臨汾，老百姓自發迎接，標語上寫道：“臨汾人民有福氣，××來了個好書記。”

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著天時，有什麼權力指責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發稿：2001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