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買賣在中國

2000年國慶後的一天，我認識了一位新大學生，這孩子1·85米的個頭，通常一頓午飯只吃光面一碗！他噙著淚與我談了好久。為了使他安心學習，他父親對家人隱瞞了幾年的病情；他為父親爭到了資格──通過借債購買“中國高等教育”的資格。他不知道該不該央求父親去購買“中國鄉村醫療”，他認為裝著不知父親的病情或許更好，因為那是父親的意志所期求的。他的父親其實是花了生命的代價來購買中國教育。我對他說：“你應當爭取到最高貸學金！”“我的申請書交過了，可前天又讓我寫一份，因為補辦有關證明我已經錯過第一批貸款名額的審批。過就過了，反正我也不想申請全額。”“為什麼？”“規定畢業後一年內還清，到時工作能不能找到都是問題，還不了怎麼辦？”我心想，這孩子如果提出讓我做他的擔保人，我怎麼辦？悲憫或者同情是有限的！

教育買賣是做起來了，誰也沒有想到來勢如此迅猛。我心裏直祈禱：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考生少一些上吊、喝農藥的吧。苦讀十二年考上了大學，首先不過意味著爭得了一次花大錢的資格！

既然做起了買賣，那就不能不講講買賣公平。首先當然是什麼可賣什麼不可賣，得有嚴格的範圍限制。《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義權，教育應當免費……”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義權國際公約》更具體說到：“初等教育應屬義務性質並一律免費；各種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術和職業教育，應以一切適當方法，普遍設立，並對一切人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人們說，人權文本只能是一個道義理想，實際做不到。我想對這些“務實黨人”說句：人類社會當下的現實問題主要不是離理想太遠，而是有些國家離甚至是自己的權力機構制定的憲法、法律太遠！而人權文本與一個事實是相一致的，那就是：不是收錢的教育比重越來越大，而是全人類範圍的義務教育從無到有並不斷擴大著它的範圍。教育的日益商品化根本不是進步的標志，而是恰恰相反，是退步的標志！

關於本鄉的義務教育，人們議論到的有些難題當然是實踐的難題，例如錢從何來？我們無法深究沒錢保障義務教育的原因，或者追問如經濟學家揚帆先生測算的30萬億元人民幣哪裏去了？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是事實；但大量的政策性收費（亂收費還是另外的問題）使許多家庭不堪重負也是事實，而它們竟與動輒超過或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同時並存！

中國的“義務”教育買賣計有：1，“贊助費”。什麼贊助？不是贊而助，而是繳了就是贊助！你敢不贊（繳）嗎？其實是不願挨也得挨，家長們聯想到的字眼很嚇人，叫“人質”。幼兒園動不動也收到幾千元了；2，“擇校費”。義務教育成了強制性安排，否則再怎麼擇校也不可能碰到錢的逼迫；3，“民營班”。一校兩制，用著公辦的教育資源，打著“民營”（願挨）的幌子收費；
4，“素質教育費”：以實行素質教育為名，爛開技能班（課），既爛收了錢又增加了學生負擔。此外，還有各種強賣強賣，做學問的專家們可能不感興趣，但我卻骨鯁在喉不得不說，因為我看到過幾則亂收費致學生自殺的報導，例如東北某小學校一女孩子因繳不起10元報刊費而喝農藥棄世！有的小學校光書本、資料、報刊、簿本文具費，一年就達幾百元。開水不給喝上一口，（北京一位知識母親不無沈痛地說：孩子成了耐渴的駱駝！）可強制半強制的就餐、加餐，倒是躲不掉。校服換得勤，成了某些人或集體創收的路子，至於樣子、愛穿不穿就不管了，人家旨在養護孩子平等心態的發明，到本鄉就變味了──我常這樣想：一個社會的人道程度，看看其醫療（院）如何就知道了；而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看看其學校如何就知道了！

落實義務教育當然是有困難的，但實踐的難題有真“假”之分，大家都真心誠意來做卻舉步維艱的事情是真難，人為設障使得可做的事做不了則是“假”難，很多“難事”其實不難，可為者不肯為、不讓為不難自然也難了。“假難”不假，譬如又說到錢，讓我們難堪的事情何止義務教育，君不見錢照收教師工資照樣發不出的難嗎？對不起，落實義務教育不管多難，都首先是各級政府需要面對、必須解決的問題。有論者主張一些地方的孩子失學，要將責任追究到家長頭上，有的失學兒童還將父母告到法庭，其實幹系主要或基本在地方政府，責任應當或者首先應當追究到相
關政府身上。這應當說是關於義務教育的基本覺悟。

離開義務教育，也不是一個錢字了得的。更重要的話題這裏不談，就談教育買賣應當如何做。

上面引用到“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關於受教育者的義權平等的問題，現代文明社會有一系列制度上的保證，以免除受教育者的被歧視、被威脅、被損害，我們國家的憲法與教育法也說到教育平等。但是，如果將這些年高考季節的傳媒所披露的“冰山一角”，系統整理一過，便不難發現，我們的教育買賣離平等交易、公平交易的買賣規矩，差距何止以道裏計。不細說，我將之概括為如下數種歧視：1，關系性歧視，如當官的打招呼方便，其子女在錄取上普遍多得討巧，填志願的緊要甚於考分其實往往不在學校、專業招生名額的限制上，而在關系的限制上；2，壟斷性歧視，如本校、本系統、本行業官僚與職工子女的錄取分數低於一般校外、行業系統外考生的分數，尤以一些壟斷性行業院校為突出；3，城鄉有別的歧視，即農民的孩子考學要求的分數線高於城市的孩子；4，地區歧視，即北京、上海等地的考分制度性地低於多數外省的考分；5，生理歧視，例如殘疾人考學難；6，技能歧視，例如競技“體育”相對拔尖的考生，可以獲得特別的考分優惠；8，地位歧視，主要是成人教育中黨政企官員動用公款購買高學位教育，嚴重擾亂了特別是碩士、博士的學位管理；等等。落實到錢上說話，這些歧視也就是教育買賣的不公平。此外，從這些年例如2000年《南方周末》等傳媒披露的情況看，各地的收費標準僅公布出來的就存在著嚴重不平衡現象。奇怪的是西部地區一些省份的收費標準並不“西部”！而有一類無以名之、不倫不類的公辦“二級學院”，收的錢已經遠遠“超過”（相對於人均收入而言）美國公立學校了：“美國一般公立學校收費10000美金，我們這類公辦大學一般收費50000元人民幣！（不含雜費）一些地方竟然高到10萬元人民幣！（見蕭雪慧：《教育：必要的烏托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教育買賣的一個最為緊要的問題，無疑是：拿什麼樣品質的教育來做買賣？2000年10月間中央電視臺報導了一則某壟斷性出版社出版的中學教材錯誤百出的“新聞”，這對各地大中小學強制性售賣的教材與教參來說，早就不是新聞了！在南京某些高校，曾經有幾年時間使用過一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德育”教材，約近一半篇幅是對美國某倫理學權威一專著的摘譯，譯文讓人不能卒讀，其中一位譯者竟然沒有學過英語！

教育可悲地成為了商品，這已是大錯。而就算這買賣成立，現今買賣雙方的權益又極度的不平等。在如此惡性循環中一代代人的延續不知將是何等慘落的結局。

註：本文轉載時有節略。

發稿：2001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