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者生存:邪惡驅逐善良？　　　　　 　

包剛升

　　這是一個誠實不再被視為美德的年代，這很可能也是一個善良不再被視為美德的年代，美德的同義詞不再是正直、公正、勇氣、、同情、仁慈、謙恭、自我克制和堅守信仰，而是權力、操縱、通過各種方式“搞”錢的能耐以及巧妙地欺詐。正所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這樣一個年代，給所有想過一種正直生活的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如何不墮落到一種可憐的生存境地？如何不使自己的良心受到摧殘？如何在無損於自我原則的前提下能夠過上一種富足、殷實、安寧與成功的生活？仿佛這一切變得越來越困難。

　　多年前，一個重要的國際機構曾對不同國家的父母親作過一次調查，他們的問題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具有怎樣的品質？根據父母們的回答，在主要的西方大國，列第一位的品質是“有信仰”，而另一種重要品質“誠實”也在幾十種品質中列前五名；而中國的家長們希望孩子首先具有的品質是“能幹”，而“有信仰”、“誠實”這樣的品質被選擇的頻率都非常低。這可以反映中國家長——中國人對於人的品質的一般看法：要做個能幹的人，但不見得要做個有信仰的和誠實的人；如果再思考一下，也就是說，可以做個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但奇怪的是，信奉“能幹原則”的民族卻無法產生能幹的科學家、企業家與藝術家，而信奉“信仰與誠實原則”的民族卻產生了最能幹的科學家、企業家與藝術家，產生了最偉大的經濟體與最耀眼的文化成就，這到是絕妙的諷刺！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生物界演進的規則，這同樣是社會演進的規則。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社會上個人所普遍奉行的做法與習慣，所身體力行的個性與品質，乃是社會選擇的結果。於是，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產生巨大的疑問：難道普遍的不誠實是我們的文明傳統、我們的政治經濟過程、我們的教育對個人進行選擇的結果？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要遺憾地回答“是”。

　　從傳統的角度看，誠實這一品質並沒有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中據有重要的地位，在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之下，一切出自人類最初習慣的優秀品質都被扼殺殫盡。王亞南說過，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貪汙史。同樣，中國二十四史也是一部反道德史，各種醜劇輪番上演，一浪高過一浪。按照霍爾巴赫的看法，“在專制制度得勢的國家裏是找不到道德的。”統治者自己只根據個人的好惡來分配恩惠，而絲毫不會考慮臣民的真正品德與功績；“他們自己缺乏道德，所以也害怕有道德的人”。因此，專制造成的結果，一方面是大臣們的卑鄙、阿諛、告密、最下流的巴結逢迎、互相猜疑與互相傾軋；另一方面是人民“陷入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無所作為的狀態”。

　　普通民眾的品質還受到現實的政治經濟過程的很大影響，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其中生活，它們不能不對我們的行為模式造成相當的塑造作用。“數字出官”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常識；新聞的“宣傳”性質與不真實性也是社會生活的常識；某些重大會議上舉手表決的無效性也是基本社會常識；當上級檢查團來考察，做好面子功夫與進行隆重接待也是社會常識；當出現經濟糾紛，要與當地法官通過金錢進行通力合作，也是常識；晉升最快的人、地位最穩的人往往是最“忠誠”、最“心腹”的人，而不是最能幹的人、最公正的人，這也是常識；領袖的孩子又紅又專，所以起碼要做部長，依此邏輯，部長的孩兒們起碼要做局長，局長的孩兒們起碼要做處長，處長的孩兒們起碼要做科長，這也是常識。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從小到大，生於斯長於斯，接觸如此多而豐富的“常識”，若想過一種富足、安寧與成功的生活，他如何能不適應這裏的“規則”？他又怎麼會有足夠的勇氣和動力來捍衛自己的良心與道德？正如西諺所言，不良的法律造成壞人與惡人，不良的政治經濟規則也會造成壞人與惡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教育也在閹割人的完整個性與誠實品質。在成人之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認為，我們被教育制度強奸了，特別是中小學的語文、社科教育。很多觀點我們無法同意，卻必須同意；很多思想，我們不想接受，卻必須接受，而且還要在考試過程中原原本本地復述出來。如果你膽敢不接受這種思想的強奸，你就要以無法升入高等學府為代價。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弄虛作假，努力地、義無返顧地敗壞自我的誠實，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合時宜”的閹割，成為了一種人人皆可習得的品質。你能要求這樣的教育生產出誠實的孩子嗎？如果這些孩子連起碼的誠實都不具備，你能要求他們具有其他的卓越品質嗎？

　　這樣的現實在考驗一個人意志力與勇氣，也在不斷地拷問倫理學界：中國的道德前景何在？在這時候，不少中國人有幸結識了英國19世紀偉大的道德學家塞繆爾·斯邁爾斯。斯邁爾斯是蘇格蘭人，生於1812年，卒於1904，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斯邁爾斯做過商人、作家、記者、社會改革家與鐵路大臣，在他死後獲得了公眾道德學家的美譽。他的一生以數十部膾炙人口的著作來總結、宣講了人生成功與幸福的道理，而品格在其中的份量尤其為重。在他看來，成功與幸福是對一個人優秀品質的回報。正是從這個角度講，斯邁爾斯不僅是成功的導師，也是品格的導師。

　　在國內斯邁爾斯的譯作目前有四種：<自己拯救自己>、《品格的力量》、《人生的職責》、《金錢與人生》，構成了《良知文叢》，主編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李柏光先生。斯邁爾斯在他的書中反復講述了一些為人的原則，比如：

　　自立——“自立的精神是個人一切真正的發展與進步的動力和根源，它體現在眾多生活的領域，成為國家興旺強大的真正源泉。從效果上看，來自外在的幫助只會使受助者走向衰弱，而來自內在的幫助則必定使自救者興旺發達。”

　　誠實——“誠實永遠是最好的策略。……憑借欺詐、奇跡與暴力，我們可以獲得一時的成功；但是，只有憑借誠實與正直，我們才能獲得永久性的成功。英國人使得他們的產品和民族個性保持優勢的，不僅僅在於貿易商和制造商的勇氣、智力和能動性，而且更在於他們的智慧、節儉和最重要的誠實品質。”

　　勤勞——“個人的奮發向上和勤勞實幹是取得傑出成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任何一種傑出成就都必然與好逸惡勞的懶惰品行無緣。正是辛勤的雙手和大腦才使得人們富裕起來。”

　　品格——“品格，使一個人的魅力得以展現，使一個人的道德影響得以產生，使一個人能贏得世人的尊重。……品格是一個人征服他人的武器，是一個人崇高地位的基礎，是一個人真正的桂冠和榮耀。”

　　如果斯邁爾斯只是說了這些東西，那麼作為一個道德學家，他必定還略欠火候。因為，道德若不是與自我克制聯系起來，就不能稱為真正的道德；品格若不是與勇敢聯系起來，就不能稱為真正的品格。而只有自我克制與勇氣，才會使我們在抵制誘惑和戰勝恐懼方面具有足夠的力量。自我克制本質上是對某些肉欲和享樂的誘惑的主動抵制；而勇敢則同樣表現出高貴的精神，因為它是為了捍衛自我的準則而去直面恐懼與危險。自我控制與勇氣的結合是意志力的源泉，使人在骯臟的誘惑面前堅守純潔、在邪惡的誘惑面前堅守善良、在卑劣的誘惑面前堅守高尚。

　　斯邁爾斯在他的《品格的力量》一書中引用了斯賓塞的著名言論：“極其嚴格的自我控制，乃是富於理想的人類所孜孜以求的偉大目標之一。不是單憑沖動，也不是單憑一個接一個的欲望的刺激，而是通過自我克制、自我平衡以及那種類似於議會合意式的自我管理，使人們在付諸行動之前，仔細思想，再三權衡……”而在斯邁爾斯的書中， “勇敢”則更是一個特殊的字眼。在一般人的眼中，勇敢表示對恐懼的克服。但斯邁爾斯認為，勇敢不僅表現為對恐懼的克服、對苦難的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勇敢更表現為抵制住為了物質或職位上的好處而墮落。正如海恩澤曼指出的那樣：“當你周圍的人們通過種種欺詐手段和不誠實的行為暴富起來的時候，當其他人搖尾乞憐，一心向上爬的時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嚴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汙；當有的人靠溜須拍馬換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時候，你要善於保持內心的寧靜，不要因他人的這些成就而痛苦；當你哦看到有些人為了名利象狗一樣爬行的時候，你要能頂住世俗的壓力，敢於特立獨行，出汙泥而不染。”

　　這樣的語言、這樣的思想使所有的正直人士感到由衷的歡暢，斯邁爾斯也更促使我們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擁有一份“不合時宜”的偏執——用思想也用行動去捍衛這樣一條古老而簡單的準則：過一種正直的生活！
　　　　　　　　　　　　　　　　　　　　　　　　　　　　　　　　　　　(轉載中評網)


發稿：200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