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制新聞自由等於慢性自殺

在中國大陸，許多事物都走不出黨大於國、黨高於民的陰影。把11月8日定為記者節，是千萬個例子中的一個。

新華社當天的報導說，這是“首屆中國記者節”。其實，中國早就有了記者節。

大半個世紀之前，1933年初，江蘇省主席顧祝同下令槍決鎮江《江聲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引起全國新聞界團體一致反對，紛紛發表宣言通電，譴責顧祝同“毀法亂紀，摧殘人權”，要求“制裁”，“嚴懲”，“以保人權”。當時中央政府於1933年9月1日向內政部、軍政部發出《保護新聞事業人員》的訓令，說“人民有言論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能限制”，要各地軍政機關“對新聞事業人員應切實保護之”。這一爭取新聞自由、新聞從業員人權鬥爭的勝利，鼓舞了新聞界。翌年8月，全國新聞界公定9月1日為記者節。從此中國記者就有了自己的顯示爭取新聞自由力量的節日。

但是，中共當局卻制造了記者節的“雙包案”。

為什麼中共要另定記者節？原來十一月八日這個日子是和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大有關系的。

當年，1937年，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代表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要成立一個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周向上海新聞界的黨員（包括範長江、惲逸群、夏衍、孟秋江等）作了傳達，並於1937年11月8日組成中國青年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青記”。現改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這是中共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全國性宣傳機構。各地分會近三十個（包括香港），喉舌和筆桿子遍及全國。宣傳工作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大法寶，現在把“中國青記”成立之日定為記者節，著眼於有利中共的一黨專政：

一，提醒新聞工作者，要做黨的馴服工具，作好黨的喉舌工作，一切（包括采訪、編輯、撰述等）服從黨的意旨。

二，可以沖洗歷史的記憶：讓五十年前存在民營報紙和爭取新聞自由（有限）空間的印記在新聞工作者頭腦中弱化、消失。

三，強烈暗示不要無組織無紀律的“出格”行為，不要呼喊保障人權和新聞自由，不許要求開放報禁和突破自由化言論的禁區。

這是說，把11.8定為記者節，充份暴露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堅持而且要加強新聞專制主義、一黨專權主義和扼殺新聞自由的邪惡用心。用心可謂良苦矣！

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中共對新聞、言論自由的禁制和扼殺，連中共所訂的憲法也違反了。

新聞專制主義和一黨專權主義過去對中國人民、對中國記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其衍生的愚民政策，誇喜瞞憂，假話充塞，說謊風行，筆下造神，妄伐君子，亂捧小人……後果何其嚴重！加上對內大搞政治運動，對外助紂為虐，助桀為暴，多少生靈塗炭！僅僅新聞工作者，又僅僅在反右、文革中無辜受害喪生的記者人數，比從清王朝到袁世凱到國民黨這三個歷史時期受害的記者，不知要高多少倍?!老記者都可能記憶猶新，著名黨員記者“兩江”（範長江、孟秋江），在文革中受殘酷迫害，一上吊，一投井，這樣的冤魂是算不清的！

其實，對新聞自由的扼殺，對共產黨是有害無利的。新聞自由是政府親民和人民監督政府及官員的必要手段。沒有新聞自由，第一，人民就喪失知情權，就沒有表達意見的根據和場地，因而有怒不能解，有氣不能消。這樣，執政黨和政府就不會被人民信任，而且政治危機加深，黨和政府也許暫時不亡不倒，但已喪失了活力。此其一；其二是這樣的黨和政府，由於不受人民監督，缺乏輿論制裁，必然腐敗，而且這種腐敗不是殺幾個成克傑就可以治理好的，因為還有數不盡的大大小小的成克傑，還有正被帝王將相養育出來的另代成克傑。目前黨政軍腐敗的惡化已引起很大民憤，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難免四起。

對於一個執政黨，一個政權，封殺人民的喉舌，就是這個黨這個政權的慢性自殺！從中共欽定11.8記者節可以看到，中共似乎決定在這條死路上走下去了。

（原載《爭鳴》）


發稿：200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