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政府的人權策略(下)

　　中國政府聲言，在國際範圍的人權問題上，主張對話，反對對抗。為什麼不首先和國內的人民對話？我們中國人權早在一九九三年的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上，就呼籲中國政府和人權組織進行對話，至今沒有得到響應；不但如此，中國政府還將要求對話的中國人權宣布為“海外敵對勢力”。實際上正是中國政府自己處處在對抗，對抗世界人權大會的宣言，對抗國際輿論的批評，對抗國內人民的呼聲。

　　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權大會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莊嚴宣告：“所有人權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國際社會必須站在同樣的地位上，用同樣重視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權。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義以及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須考慮，但是各個國家，不論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如何，都有義務促進和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通過這個文件時，中國政府投了贊成票。事後，又與之對抗。

　　世界人權大會之後不到兩個月，對抗就發生了。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在談及民主和人權問題時，江澤民說，民主和人權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註十一）人權確實是具體的、相對的，這就是《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中所說的，人權是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歷史、文化、宗教背景相聯系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下的人權又有共同性，《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同樣也肯定“所有人權都是普遍”的。一切具體的、相對的人權中都有普遍人權，所以人權既是具體的、相對的，又是抽象的、絕對的。江澤民只承認具體的、相對的人權，而否認抽象的、絕對的人權，這就是說，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各有各的人權，而沒有一切人共同的人權，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來反對普遍人權。

　　人權應是一切人共同的利權，但迄今人類還沒有聯合為一個共同體，具體的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之中，人權的實施受制於不同國家的不同條件。實施人權只能在不同的條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發達國家能做到的，不能要求發展中國家同樣做到，在這方面體現了人權的相對性。但在任何條件下，違反人權的事都可能發生；而且在發達國家違反人權的事，不可能在發展中國家被視為符合人權；同樣，在發展中國家違反人權的事，也不可能在發達國家被視為符合人權。以警察暴力、軍人獨裁和政府恐怖行為侵犯公民利權，在任何國家、任何時候都是違反人權的。所謂違反人權就是違反了普遍人權。實施人權，只能實施相對人權；違反人權，必定違反絕對人權。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不是在實施人權方面，而是在違反人權方面。在實施人權方面，中國政府作了一定的努力，但並不能因此而抵消其違反人權的罪責。國際人權公約對這兩方面作了不同的規定：在實施人權方面，對這一類人權可以“采取措施”，“逐步達到”；在違反人權方面，對這一類人權則是“不得剝奪”，“保證實現”。前一方面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實現；後一方面不是需要做什麼、而是只要不做什麼就可以保證實現。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希望，正是要求它不做什麼蜒不要調動軍隊鎮壓人民，不要豢養大批武裝警察和國安人員，不要開“黑名單”，不要抓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不要鉗制輿論，不要查禁書刊__，這一切都不做，就不會有違反人權的事了。中國政府的策略則是以實施人權的相對性來轉移、掩蓋、否認違反人權的絕對性。

　　“相對人權論”取消了人權的普遍性、絕對性，必然是“多種人權論”。還是江澤民說的：“各國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是正常的；__在這樣一個多樣化的世界上，要全世界都接受一種人權是不可能的。”（註十二）中國政府在國內拼命消除多樣化的同時，在國際上卻盡量要求多樣化。一黨專權只允許輿論一律、“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穩定壓倒一切”，一切都被壓倒了，還有什麼多樣化？中國的外部世界確實是多樣化的，難道多樣化的世界就有多種人權？中國有中國的人權，美國有美國的人權，俄國有俄國的人權，法國有法國的人權__，這等於沒有人權，只有鄧小平所說的“國權”。為什麼會有多種人權？江澤民的理由是“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是否有一種觀點就有一種人權？人權是客觀的，“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是對人權的主觀認識。“不同觀點”並非同等價值；對人權的主觀認識有正確與錯誤、全面與片面之分，正是根據客觀的人權實踐才能檢驗主觀的認識。主觀的認識怎麼能代替客觀的實踐？不同的觀點怎麼能等於不同的人權？江澤民身為共產黨的總書記連共產黨哲學的起碼常識都沒有。

　　中國政府的“相對人權論”、“多種人權論”並沒有給出足夠的論證，卻又以此為前提引出“幹涉內政論”。因為人權是多種多樣的，以自己國家的一種人權去評論別的國家的另一種人權，就是幹涉內政。江澤民說：“人權問題從本質上說是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__而不應該以人權為借口，幹涉別國的內政。”（註十三）中國政府的人權白皮書也說：“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幹涉內政是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準則，適用於國際關系的一切領域，自然也適用於人權問題。”（註十四）不幹涉內政的準則適用於國際關系的一切領域，完全正確；但說“自然也適用於人權問題”，就很不自然了。人權問題是國際關系嗎？人權問題是處理世界範圍的人際關系，當然不能適用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處理國際關系的主體是國，處理人際關系的主體是人。不同的主體，處理不同的關系，必須運用不同的準則。處理世界範圍的人際關系的準則，是《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利權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註十五）在世界範圍的人與人之間“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應當互相支援，而不是互不幹涉。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權問題）從外部發動戰爭，顛覆政府，是違反國際關系準則的；但國際社會對一國違反人權的政府表示譴責、實行制裁，對人權受害者表示支持、實行救助，完全符合人際關系的準則。中國政府在“懲罰越南”發動戰爭時，連人權問題的借口都沒有；當國際社會譴責中國政府屠殺人民時，“不幹涉內政”的準則就變得神聖了。事實上倒是以“不幹涉內政”為借口抵制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惡劣的人權狀況的批評。將不幹涉內政的準則從國際關系領域搬用到人際關系領域，就是一種對抗的策略。

　　按照中國政府的邏輯，凡是對別的國家的人權狀況發表評論，都可以構成幹涉內政。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發表《中美兩國人權比較》，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發表《請看美國的人權記錄》，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發表《美國的人權記錄》，系統地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請問，這是根據美國的人權標準，還是中國的人權標準？如果是根據美國的人權標準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那是多此一舉；如果是根據中國的人權標準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不也是幹涉內政嗎？可見，中國政府的人權策略只反對別人幹涉中國的內政，不反對中國幹涉別人的內政。

　　總而言之，中國政府的策略是把人權問題民族化、國家化，來對抗人權的普遍化、國際化。要是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人權狀況，那就沒有違反人權的問題了；要是用普遍人權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人權狀況，那又是幹涉中國內政。這是中國政府構築的人權對抗的擋風墻、擋火墻，就看能否擋得住了。

　　中國政府有對抗的一面，也有變動的一面。變，還是比固定不變要好。中國政府簽署兩個人權公約雖然只是出於策略的考慮，簽了還是比不簽要好。中國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場經濟就是弄假成真的。起初，什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是半推半就，現在，市場經濟終於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人權問題也會這樣。我們要把中國政府簽署的兩個人權公約弄假成真。

　（註一）《獨秀文存》第９頁，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註二）《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７６８頁。

（註三）《北京日報》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文章。

（註四）《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１５９頁。

（註五）《理論戰線》（內部刊物）第5期“編者按”，《北京日報》理論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註六）同（註四），第３卷第１２５頁。

（註七）同（註四）第３卷第３４５頁。

（註八）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朱穆之接受記者采訪，《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

（註九）《在“９９《財富》全球論壇·上海”開幕晚宴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頭版頭條。

（註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１頁。

（註十一）《在接受日本“朝日新聞”社長等采訪時，江澤民闡述中日關系及國際問題國內形勢》，《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頭版頭條。

（註十二）同上。

（註十三）同上。

（註十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人權狀況》，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註十五）《國際人權憲章》（中文版）第５頁，聯合國出版，紐約。

發稿：2000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