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中國的賤民制

　　我在農村插隊八年，目睹知青為返回城市，稱得上不擇手段無所不用，而且決無猶豫、壓力和顧慮。有女知青相互把風守門，輪流以肉體與幹部交易，以換取工作或是上學的機會。有男知青裝瘋喝洗腳水，甚至自殘或者搞出各種疾病，為的是可以病退回城。至於拍馬溜須拉關系，送錢送禮買捷徑，乃至豎攪橫賴搞得神鬼不寧，則是絕大多數知青都會幾手的雕蟲小技。說到底如此不顧臉面尊嚴，為的無非是逃脫農村戶籍重回城市作人。

　　中共掌握中國政權之後，中國人只要爬出娘胎，就被戶籍制度分成了三種人：吃商品糧的城裏人，吃原糧的鄉下人，沒有戶口糧油供給的所謂"黑人"。沒有戶口的"黑人"需要另外撰文討論，所以本文只簡單講講農村戶籍。

　　世界上另一個古老國家印度，有一種廣為世界非議的不公正制度，是按照姓氏和血緣將人分為三六九等的賤民制度。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的賤民制度是歷史的遺跡，是利用神話衍繹出來的階級壓迫。而中國將人民固定為城鄉貴賤的等級制，則是中共執掌政權後的統治創舉。戶籍作為一種人口登記和管理手段，在中共統治之前早已存在中國，類似的人口登記管理在世界一些國家也有，但這些登記管理不限制城鄉居所和工農身份的自由變動。中共的創舉在於，戶籍不再是單純的登記管理手段，而成為生死難逾的權益等級。這裏必須提到和反諷可笑之處是，中共信誓旦旦的目標，卻要消滅一切階級不公。

　　改革開放之前戶籍制度的森嚴，對人身和權益的決定意義，可以說一生系於一張卡片。人生權利和際遇好壞大小有無，全憑戶籍卡片一言九鼎決定，人們只有乖乖的充當螺絲釘，黨擰在那裏就是那裏。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第一任務，糧油供給不再是賴以生存的食物的唯一渠道，工作也不再由政府統一控制和分配，戶籍對人生的決定作用也相對減弱一些。但是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戶籍仍然將人劃分三六九等，先天決定著城鄉民眾人生的命運好壞機會多寡。

　　工作上城鄉有政策性歧視選擇，如北京就明文規定，外來人口即農村到城裏打工的人，即使售票員都不允許他們染指，實際限定在只能幹屍體處理、糞便處理、建築作業、化工行業等苦、臟、累、有毒、危險工作了。倘若進城打工的人一時幸運，自己辦起飲食等營生，北京還可以讓他們騰崗清退，轉給北京人承租經營。但是橫征暴斂民怨沸騰的亂收費亂攤派，農村卻是不受保護的災區，交不起的搶糧拆房拉牲口屢見不鮮。據說六十年代城裏人享受的社會服務，已經高達每人每年數百元，卻無人知道國家財政花費在房屋、道路、交通、飲水、通訊和環境保護改善方面的錢，今天每個農村人口每年能分上幾個錢。

　　農村人口要想進城居住，先要掏得出來沈甸甸的存款。北京上海乃至大大小小的城市，白紙黑字講明居住權身份轉換花錢買，少則一萬多達十萬能夠嚇死一般農民。否則想要買間北京東西城的商品房，也會遇到不許外地人購買的限制政策。當不成北京人，北京公共交通的月票不許買，居住用電多交一倍錢，甚至來信郵件居委會要額外再收手續費。

　　教育上的城鄉差別和歧視，使農村子女開始就落居惡劣不公的起跑點。農村學校極為簡陋匱乏，師資和其他條件都遠遠不如城市。但是農村子女升入城市高中大學，分數等方面的要求卻遠遠高過城市，從而剝奪了絕大多數農村子女的機會。到城市打工農民的年幼子女，想得到城市入學的機會，必須交城裏人子女的五六倍費用，迫使工作惡劣收入低薄的父母，唯有放棄子女在城市上學而留守身邊。

　　農民身份所受侵犯歧視最為嚴重惡劣的，是到城市打工連人身自由安全都缺乏保障，常常被遭受毫無道理的抓捕、收容和遣送。去年中共建政五十周年前，單單在北京一地，有上百萬農村打工者被強制離開，或是遭到警察抓捕、收容、遣送。許多被收容遣送的農民，遭到粗暴虐待和強迫勞動，甚至被公安民政部門賣身為奴，深陷死亡危險或者肉體精神創傷累累。中國報紙報道的陜西潼關十九歲農村青年郭永利，就是到西安打工遭逢了如此惡夢。

　　賤民制度有兩個明顯特征：在經濟、政治、人身方面有明顯的制度性的剝奪和欺淩，這種剝奪欺淩的原因僅僅由於出身成份。中共通過戶籍制度對農民的剝奪、歧視、欺淩，事實證明完整的具有上述這兩個特征，是名副其實的當代賤民制度。老娘的戶籍決定著兒女命運的貴賤優劣，一旦不幸老娘是農村戶口，實際上就被歸入了賤民等級，無數的權益福利天生絕緣，剝奪淩辱卻如蛆附骨終生難以擺脫。這是中共最為不公和嚴重的人權侵犯，十億農民僅僅因為農村戶籍，各種現實的權益和人生的機會就慘遭剝奪，並且倍受歧視和欺淩。所以要爭取中國的人權發展建立，鏟除戶籍制度對人身成分的強制、對權益和機會的侵犯剝奪，是必須首先正視並致力解決的課題。


發稿：200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