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的勞動權慘遭踐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的處境已經每況愈下，隨著中國加入ＷＴＯ，大量外國產品湧入，就業危機將更加嚴重，這對本來就朝不保夕的千千萬萬中國工人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外資企業（主要是臺灣、韓國、香港人投資）中，工人的勞動權毫無保障：工資低、工作時間長、管理手段粗暴、體罰等違反《勞動法》的現象，已是司空見慣。

　　根據１９９６年５月《工人日報》的一篇報道，從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勞資糾紛的數量急劇增長，每年比上一年度分別增長５１％、７３％和７４％。據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中國勞動年鑒》，１９９６年各級勞動仲裁部門共受理案件４７９５１件，１９９７則共受理７１５２４件，增幅高達４９％。據《勞動爭議處理與研究》的一篇文章，１９９８年僅第三季度就受理案件２１３０７件，比９７年同期增加２１　４％。

　　下面這封由二十多名工人於１９９５年寫給《工人日報》編輯部的聯名信，典型地反映了上述問題的嚴重程度。

編輯同志：

我們是廣東省肇傑鞋業有限公司的員工。公司隨意克扣員工工資、扣壓押金、無端打罵侮辱我們。

肇傑鞋業公司是一家合資企業。公司派人到四川、河南和湖南等偏僻農村招工，未滿１６歲的未成年人也是他們的招工對象。我們這些外鄉人到這裏後，方知上當。現實與招工說的不一樣，想走已不能，因為押金和暫住證都不退，務工的工資也不發。這家鞋廠養著１００多名保安，還設巡邏隊，員工想逃插翅難飛。想走的唯一辦法是說服主管批準辭職。一個河南籍員工要辭職，但主管不同意，他翻墻跳出去逃走，被火車軋死了。就是這樣，每年仍約有千名員工寧肯不要押金和工資，以及被扣下的暫住證，也要離開這裏。打罵體罰員工是家常便飯。罰員工站在凳子上示眾、曬太陽、面墻思過、立馬步等。員工們常要從早上７點幹到深夜１２點，許多人積勞成疾。員工平時不準出廠門，出廠須有主管的簽字，工作時喝口水都難得到恩準。　　　　　　　　　　　　　　　　　廣東肇慶市肇傑鞋業公司楊雙齊、李曉華等２０余人（簽名）　　

《工人日報》在征得廣東省政府同意後刊登了這封信，隨後由省勞動局和官辦工會聯合進行的調查，證實信中所寫均是事實。

　　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的三資企業中勞動權被踐踏的狀況，其中包括人身奴役和強制勞動、限制人身自由、體罰、低工資，甚至濫用暴力等。

　　人身奴役和強制勞動。根據中國的戶口制度，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必須申請暫住證和工作許可證。找到工作後往往還得交相當於半個月工資的現金給工廠作為“押金”。這些都使得工人在與雇主的關系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被雇主當作奴隸對待。正如上述例子所反映的，工人們甚至在下班後都沒有進出廠區的自由。在這些工廠中，打工的工人們幾乎和囚犯在監獄中做工沒什麼區別。

　　限制人身自由和體罰。工人們，無論男女，在工作時（甚至在下班後）經常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被剝奪。例如，限制工人上廁所的時間，有一家工廠規定每天上廁所超過二次者要扣６０元錢（相當於深圳市公布的每月最低工資額的６分之一）；有些工廠規定工作時（甚至還有吃飯時）不得聊天；在廠區裏只能按規定的路線行走；不許結婚，不許“談戀愛”，當然更不允許懷孕。如果工人違反了這些規定，輕則扣工資，重則受體罰，甚至被開除。被開除者不僅失去押金，而且連應發的工資都拿不到。

　　工人還常常被迫加班加點，連休息權都被剝奪。１９９４年制定的《勞動法》規定每月加班時間最多不得超過３６小時，但在肇傑鞋業公司，一個月的加班時間竟高達１１４小時。

　　低工資。根據廣東省工會的一項調查，３５％被訪談的工人說他們加班沒有加班工資，３２％的工人的工資低於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拖欠工資的現象非常普遍。中國政府允許各地根據當地的物價水平自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在２７０－３８０元之間），但在很多地方，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成了最高工資。工人的收入只有靠加班加點才能超過最低工資標準。

　　警察和保安濫用暴力。雖然象肇傑鞋業公司那樣雇傭１００多個保安，來監督２７００個職工，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但工廠雇傭保安，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保安公司（他們為工廠提供保安人員）通常都與警察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事實上有些保安人員本身就是警察，他們上班時是警察，下班後就到工廠當保安。這些保安通常隨身攜帶著電警棍和手拷。這種工廠內部雇傭保安人員的做法，對於恐嚇和控制工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官方的《工人日報》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的一篇報道中也承認，有些地方在處理工潮時過度使用警察力量：“問題是公安部門出於自己的考慮，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派警察去處理，結果使得勞資關系更加緊張”。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這些工廠的衛生條件和安全措施極差。例如在臺商投資的廈門佳美刀具廠，４００名工人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在工作中受傷或致殘，卻仍然有很多人繼續留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工作，因為他們工傷致殘後，更找不到其他工作；有些人甚至一再受傷。１９９３年深圳智利玩具廠的一場大火中，６０人燒傷，８７名工人喪生火海，原因是該廠把所有的出口都上了鎖，窗戶都堵了起來。根據一名死者遺留下來的信件，她在火災發生之前曾多次要求辭職，卻一直得不到這家港資廠老板的批準，結果被大火奪去了生命。據１９９７年《安全生產》中的一篇文章，在１億５千萬國營企業職工中，有１０％的人在“不夠安全、不夠衛生”的環境中工作。每年約有２萬人死於各種工傷事故。

　　人們也許會問，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允許自己的工人任由外國資本家宰割呢？答案是：共同的利益使地方政府和外國資本家串通一氣。合資企業的中方，很多都是政府部門或其下屬機構。肇傑鞋業公司的中方，是國營的中國旅行社。政府機關及其下屬的企業，和外來的投資者一樣，想靠榨取工人的血汗來賺錢。結果，本應是中立的監督者和執法機關的政府部門，反過來成了資方對付工人的同謀。

　　國有企業的職工面臨的則是另一些問題：工廠倒閉、下崗、失業，以及原來享有的各種福利待遇的萎縮。到目前為止，１億５千萬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產業工人中，有１６００萬人失去了工作，另外還有１３８９萬人領不到工資，或只能領到部分工資。換句話說，約２０％的城市職工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境。除此之外，還有大約３千萬退休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的增加，遠遠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有些人甚至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在有些地方，國有企業工人的工作被民工搶走，因為民工幹同樣的活只拿一半工資，而且根本沒有任何其他福利。正是在這些國有企業工人中，各種抗議活動層出不窮，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有高達２０萬工人參與。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樣的抗議活動可能會愈演愈烈。

　　針對外界對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的批評，中國政府的反駁，經常是聲稱公民權和政治權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奢侈品，對於象中國這樣的貧窮國家來說，當務之急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工人和集體企業工人下崗失業；私營企業中的工人，在忍受長工作時間和低工資的同時，還經常挨打受罵。他們的勞動權和人格尊嚴被公然踐踏。所有這一切，使人們不能不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誠意解決自己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

　　在關註中國工人的遭遇方面，國際社會已越來越意識到，中國需要一個獨立的工會運動。在１９８９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內部也出現了一些主張捍衛工人權利、要求組織獨立工會的人。但他們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其主要成員或者身陷囹圄，或者被關進了勞改營。

　　以國際勞工界為先鋒，國際社會對中國勞工問題的關註，大體上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結社自由問題，批評中國政府拒不接受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中的第８７條（保障結社自由）和第９８條（集體談判的權利）；第二，要求釋放上述獨立工會運動的活躍分子；第三，反對中國出口勞改犯和囚犯生產的產品。

　　所有這三個問題都屬於公民權和政治權利的範疇。前兩個問題主要關註的是幾十個著名的或不那麼著名的獨立工會運動的倡導者。筆者認為，除非爆發在規模上和組織能力上都超過１９８９年的全國性動蕩，在最近的將來，中國是不大可能出現獨立工會的。當然，即使如此，國際社會還是應該繼續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那些試圖組織獨立工會的人士。

　　但是，國際勞工運動也應該關註第四個問題：最重要的是直接關心那些默默無聞的、每天都在嚴酷的勞動體制下飽受折磨的千千萬萬個普通工人。他們的勞動權被任意踐踏，不僅違反了國際勞動標準，而且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勞動法和其他法規。

　　中國的勞動權問題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中國勞動大軍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中國工人的狀況對世界勞動市場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中國進入世界經濟已經導致了全球勞動力價格的下降。而且，筆者在每年訪問中國的出口工業區時發現，在過去的幾年裏工人的實際工資一直在下降。這一狀況不僅直接影響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發達國家中也能感受到其後果。

　　由於富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並不是在同一個賽場上比賽，富裕國家在工資上是無法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根據人道的理由和經濟的理由制定某些共同的標準。勞動標準的推行應該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應該通過與中國的雙邊接觸和多邊接觸（例如亞太經濟論壇），呼籲中國政府信守國際的和國內的勞動標準。在ＷＴＯ談判和其他經貿談判中，都應該包括一項要求中國遵守勞動標準的“社會條款”。國際勞工組織雖然為勞動標準的制定提供了講壇，但是國際勞工組織本身的決定對各國政府並沒有制約力，因此需要各國政府在這些問題上堅持原則。這樣做並不是保護主義，而是為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爭取起碼的工作和生存環境。

　　爭取勞動權和人權的運動，與要求釋放不同政見者、要求結社自由和建立獨立工會等運動，並不矛盾。筆者認為，目前更為緊迫的問題，是為那些勞動權被踐踏、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大聲疾呼。否則，另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恐怕為期不遠。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筆者曾有機會在當地工會官員的陪同下，參觀深圳市的一些由當地政府興建的職工宿舍。當工人們聽說有工會官員和外國人來參觀時，幾十個工人跑過來圍著我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們，他們的日本老板已經幾個月沒給他們發工資，他們甚至沒有錢買食品。一個人在人群中大聲喊道：“我們民工也是人！”


發稿：200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