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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摘器官调查中的那些人与事

——专访前美国智库研究员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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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辰

前美国智库研究员、独立新闻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这是一年的早春,很冷。那天突然有丝丝暖风吹来。由于一些原因,(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的)看守打开了所有囚室的门。阳台上有栅栏,女囚犯们都站到了阳台上。远处的山顶上覆盖着白雪,有早春的花儿初绽。

一位姓孙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自发地轻轻哼唱,唱的是“为你而来”,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跟唱……知道主要歌词后,其他的囚犯(非法轮功学员)也跟着唱了起来:

“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

他们开始哭泣,然后每一个人都哭了。7个囚室的所有犯人都哭了。

看守开始说:“好了,好了,回到里面去。”每个人都回去了,看守锁上了铁门,再也没有打开。

华盛顿DC,美国国会听证会的大楼外,初秋的傍晚,阳光依然明媚。倚著高出地面的一块草坪的侧墙,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点燃一根烟,他有时低头,有时眼神投向远方,眼中依稀有泪光闪烁。

他说:“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歌声中,你嗅到喜马拉雅山的气息、海洋、空气、整个世界……”

葛特曼回忆,这是2008年7月一天的凌晨两点,逃难到泰国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曼谷给他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

故事后面的人打动了我

葛特曼是一位美国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他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大屠杀》与《失去新中国》作者、独立新闻调查记者。

在习近平最近访问美国前夕,他应邀就法轮功和中国人权问题出席美国国会听证。听证会结束后,他和大纪元记者分享了他是如何走近和调查法轮功受迫害以及被强摘器官黑幕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非凡的。在今天的国会听证上,每一个人(数人)都在谈论法轮功,你知道这些是事实。但是,真实情况是,在这些事实的后面是人,是那些伟大的故事, 展现的非凡勇气的故事。”

“我被这些故事所展现的勇气所感动,特别是长春插播者(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了近一个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节目,有力拆穿了中共散布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的谎言。有多位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接连被残酷迫害致死)。我非常感动。这就是我开始做的,记录这些故事。”

《失去新中国》一个章节的缘起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葛特曼在北京工作。

“7月22日,CCTV(大规模诋毁法轮功的电视)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北京一家为北京电视台服务的公司工作,同事告诉我:‘Ethan, Ethan,他们在电视上谈论法轮功。’所以我看了节目,但我并不相信节目所说的。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我不喜欢被告知去做什么。所以当中共政府说,你不能研究这个,不能看这个…… 那么我会说:‘我能做这个,我将要这么做。’”

在北京富豪大厦(音译)的停车场上,我听到音响喇叭说,不要炼法轮功,法轮功是非法的。气氛压抑,有人开始哭……

就在两天前,我曾去了中南海的府右街,我看到一些老年妇女(法轮功学员)被扔进巴士中。这是7月20日的下午,我去了那里,一辆接一辆的巴士,警察们将那些老年妇女扔进巴士中,然后开车走了。气氛很怪异,我不理解我所看到的。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是个重要的事情。

多年来,(在中国)所有的宣传都关乎反法轮功,很多人失踪了。

1999年10月份,北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发布会,那是那年10月28日,北京法轮功学员首次举行北京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葛特曼有两个新闻界的朋友到了现场。其中一位记者是Calum MacLeod,他为南华早报写了一篇稿子。后来,因为这篇报导,南华早报网络版被当局禁了好几个月。

“举办这个新闻会的人必须逃过警方的追查,搭乘和换很多不同出租车,最终做成这件事情。新闻会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举行,一位年轻女士(丁延)展示了她受到的酷刑折磨,她是一位发型设计师。三年后,她死于水牢。我看了有关她的影片。她来自河北省,当时26岁,很聪明、很活跃。她后来死了,这是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2004年,回到美国的葛特曼在纽约出版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书中有一整章节写的是法轮功,有关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

一个看似简单的画面触动了他的心弦

因为《失去新中国》这本书的发表,一位法轮功学员询问葛特曼是否可以写一本关于法轮功的书。

葛特曼很奇怪,他以为在中共的疯狂打压下,法轮功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了,他问:“中国还有法轮功吗?”他获得的答案是:“是。”于是,他答应和法轮功学员谈谈这件事情。

“后来,我在美国北卡见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法轮功学员。她非常真诚,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故事。”

一个看似简单的事情触动了葛特曼的心弦。

“她告诉了我在半夜里他们是怎么去发放这些材料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狗吠,(因为)半夜的时候狗可能会叫。对我来说,这是一幅如此有力量的画面——他们如此地付出,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来将这些材料放在人们的家门口。这些人在冒着巨大的危险散发(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资料。”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这也是我开始对长春插播事件感兴趣的部分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是计算机监控专家,我知道代理服务器所有这些技术上的事情。这让我思考,开始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故事。”

此后,大约从2005年、2006年的时候,葛特曼开始着手法轮功受迫害的调查。

加拿大蒙特利尔惊魂

葛特曼新书《大屠杀》书中的第一个采访大约是十年前,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我们那天(和助手在一起)访问了两个人,采访时间不是很长,我们车子停在一个大停车场上。我们的车被抢劫了,所有的东西被偷走了,只剩下随身带的护照、电脑以及身上穿的衣服。留在车中的衣服、洗漱用具都没有了。”

这件事情让葛特曼知道,中共在蒙特利尔安插了很多特务。不过,中共特务低估了他。

葛特曼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不使用固定的手机。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每到一个城市,他买一个普通便宜手机,使用一两周,然后丢弃。“因为监控很厉害,并且我不想让(受访者)惹麻烦和陷于风险中。”

采访中,其中一位老妇人提到了自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强制体检的事,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而继续讲述她在狱中受迫害的经历,以至于葛特曼不得不将她的话题重新拉回来。

事实上,这位老妇人对这些体检的目的一无所知。看到葛特曼对一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体检如此有兴趣,她当时甚至为此感到有些恼火。

“所以,她不知道我的访问和强摘器官之间的联系。”正是受访者的这种自然流露,让葛特曼感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黑幕,因为他感到这不是一个医生进行的正常的体检,医生看起来是在处理一具鲜活的“尸体”。

葛特曼回忆道,他记得当时那一刻,感到自己脊梁骨一阵阵发凉,全身不寒而栗。

首次感到强摘器官指控的严重

葛特曼介绍,在蒙特利尔,那时有三位女士刚刚从中国大陆抵达加拿大。她们中没有人会说英语,她们都有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劳教所的经历。

但是,这次访问令葛特曼首次感到中共强摘器官“严酷和严重”。

“其中一人从农村来,口音很重。他们给她做体检。她说的体检,我觉得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都是检查肾脏和肝脏的功能、眼睛、血型、组织匹配等。 检查眼睛不是视力测试,而是检查眼角膜。”

“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体检和强摘器官有关。她很奇怪我非常关注这个体检;她一再向我强调她所遭受的酷刑。”

在葛特曼后来的调查中,很多受访者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他的内心的恐惧——强摘器官真实存在,并且广泛进行。很多法轮功学员甚至是在家中被强制采集血样,被提取组织样本匹配。

“我很小心地不让受访者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是只问体检的事情。有时候我和对方谈论8小时,来获得整个故事,包括在劳教所发生的一切。这样我能够判断对方的话是否可信。”

“我希望读者阅读这些故事后,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是我的想法。”

中共很多高层、公安人员修炼法轮功

葛特曼不希望他的这个调查故事起始于1999年4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初。他想从更早的时候,在中共迫害之前,从法轮功在中国传出的时候开始。

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丁静(Dingjing, 音译)满足了他的愿望。“一开始,她没有同意谈, 说她的故事没有什么有意思的。”

丁静当时给葛特曼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因为“在见面的时候,她看起来很兴奋,她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茶和咖啡。我想她不知道我们两人的习惯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所有两种都准备了。”

在谈话中丁静介绍,自己是北京三个法轮功炼功点的义务协调人,一个是在中央电视台(CCTV),一个是公安局(PSB),另一个是在玉渊潭公园,那里很多中共高层官员炼法轮功。

这些信息对葛特曼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

“她退休了,是一个干部,组织能力很强,她很小心,不告诉我们一些人的名字。我相信,李鹏妻子是法轮功学员,她说,不少高层官员修炼法轮功,包括秘密警察。”

“1997、1998的时候,便衣警察开始在丁静所在的炼功点出现了,他们假装对炼功感兴趣,因为这些人偷偷在背地里吸烟(法轮功学员不吸烟)。他们总是来,一直问问题,问法轮功学员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后来1998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反法轮功节目。(其实,种种迹象让)丁静在1999年初就预料到迫害会发生。”

葛特曼表示,这段故事成为了整本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中共内部人士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修‘真、善、忍’),意味着他们做出了道德上的承诺,这令共产党感到害怕。”

在调查中,葛特曼还得知中共主管财政的某位官员X透露,一份在1996年下发的红头文件说:我们将取缔法轮功群体。这是红头文件,这意味着这是一份非常机密的文件,仅下发给共产党的高层。这种文件,是你看过之后就要扔掉的。这位官员现在在上海,已经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

泰国曼谷的日子——一个巨大的突破

除了访问加拿大和美国很多地方,葛特曼还去了香港、台湾、澳洲、泰国等地。

“2008年,我去泰国曼谷,那里有超过一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在曼谷的日子是巨大的突破,我深受感动。这些人在和我谈之前,没有和任何人谈过。”

“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生活很困难,她们不会说泰国语言,她们在那里等待其它国家接受难民申请。有人去了芬兰,有人去了加拿大、纽约,他们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互相帮助,他们和其他的难民是如此的不同。”

“这些(法轮功)难民居住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公寓中,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我们在一起吃东西,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监狱中的故事,经历酷刑,很可怕的那些经历。”

“很多人来自长春,他们知道长春插播者的故事,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了解他们是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切开电缆,插播了大约一小时的(法轮功)真相,有关长春插播的《伪火》(分析中共当局栽赃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的影片)……我觉得这些故事非常令人信服,非常有力量。”

“她们告诉我大卡车(大卡车是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的外号,他是长春真相插播的主要成员,后被迫害致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震撼人心的故事。” 在这里,他也得知了其他插播者的故事,侯明凯……

该采访文章的第一部分开头狱中唱歌的那一幕也来自这里。

葛特曼说:“访问的过程很累,我们从那里离开的时候已筋疲力尽。”

另一个感动的画面

并不是所有的采访故事都在他的书《大屠杀》中获得了呈现。

葛特曼介绍自己去香港呆了两个星期。在那里,印入葛特曼眼帘的是——很多法轮功学员临时住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狭小的地方,条件看起来很糟糕。她们都坐在那里,向中国拨打法轮功真相电话。

这个简单的画面再次触动了葛特曼的心弦。他解释说,自己感到了法轮功学员付出的可贵。

“中国那个环境不能讲真相……她们所抗争的不是个人的修善、修忍,她们努力争取的是去把真相讲述出来,这太难了。”

每个人和强摘器官的真相相连 揭示真相最难也最重要

在2015年9月18日美国国会的那次听证会上,葛特曼披露了“追查国际”的一个报告研究结果,强摘器官有加剧的趋势。

葛特曼说:“事实是,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与之(强摘器官)联系在一起。当希特勒死亡的时候,这意味这纳粹就不存在了吗?他们的罪行就不存在了?这是可笑的。整个国家都必须考虑他们都做了什么。纳粹做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这是最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看来,美国国务院知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的。这是真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规模变大。他们确信这是真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说出来。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是通过王立军证实的。他们没有权利捂着这个信息。王立军希望得到保护,他们(美国国务院)没有给予王立军保护,将他扔到狼群里面了,对吗?所以,他们(美国国务院)能做的是,告诉我们真相,王立军在那24小时中说了什么。”

“美国国务院欠世界一个真相,我相信王立军(在成都中领馆)谈到强摘器官,这是他人生(经历)中巨大的一部分。王立军因为摘取器官还曾获得一个奖。”

“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都落马了,这是因为中共的派系斗争。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他们的罪名)纠正,历史记录是重要的,(他们真正罪名是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为那些失去他们所爱的亲人的家属所做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纠正历史,揭示事情的真相。”

“真相,这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有关真相。”

“把真相揭示出来,这是法轮功所做的,这就是法轮功改变中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交易。”

中共整个系统在掩盖

“中共在掩盖。他们没有一人承认。这(强摘器官)会让整个共产党名誉尽失。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消灭异己……所有的这一切都糟透了,但是,(强摘器官)这是最糟糕的,因为发生在现代社会,并且还在继续发生。

“作为人类来看,这(强摘器官)是群体灭绝,已蜕变至大屠杀。这威胁到这个政党(的存在)。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整个医生、外科医生系统的可怕腐败方式。非常危险,就像是一颗炸弹或者是得了癌症。”

法轮功真相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到葛特曼对中国、中国人抱有一种独特的情怀。

他说:“问题在这里,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关系着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为什么会被法轮功问题吸引? ”

“法轮功代表了一种我在中国生活时并不常见的东西,代表了一个道德的中国,一个道德至上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当我想到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需要更多的道德价值。看看俄罗斯发生了什么?没有道德价值观,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甚至是共产主义(去除)之后。”

“从法轮功学员的抗争中,我看到了未来。围绕在法轮功问题上的(正邪)较量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这可能决定中国将如何崛起。”

编注:美国人葛特曼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独立新闻调查记者。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葛特曼历时五年调查采访一百多人,包括警察、医生、劳教所的幸存者。他将调查结果编撰成书,即《大屠杀》(the Slaughter)。

他在此书中披露,器官活摘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中共活摘器官始于1990年代末,被囚的维吾尔人曾是器官来源;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最大的器官活摘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