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论反右运动之二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上回谈到1957年4月27号，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指示叫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就正式开展了这场运动，这个运动还不是反右，这个运动只是整风，也就让大家来整顿共产党的风气。整顿些什么呢？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欢迎党内、外的人对共产党提出意见。为了进一步呼吁，5月2号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要求大家来参加。

当然，共产党人讲了这个话之后，不管是民主人士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敢不敢讲话呢？坦白说，他们心里是有疑虑的。大家都晓得共产党比较厉害，其实在延安待过的人心里已经有数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心里有谱了。过去，我们跟各位谈过丁玲和王实味的例子，丁玲原来是很认真去批评党的，后来党打了她几棒之后，跟她讲你不能再这么说，再说我连你都打下去，丁玲立刻噤若寒蝉。但是王实味不怕死就继续讲，讲完之后被当作典型抓出来打了。所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很多人心里有谱，就不敢随便说话。新靠过拢的这些人士，心里还不一定有谱。在50年代初期，经过了过去提过的五大运动，里面第五个运动就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改造他们的思想、世界观、认识等等，让他们去接触马、列、毛的思想，很多人改造的非常痛苦，很勉强的过了关。

到今天—几年之后，共产党或毛泽东要求他们讲话，他们还是不太敢。所以为了鼓励这些人讲话要造成风气，毛泽东特别请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去约见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请他们讲话。据说场景是这样子的：李维汉把这些人约到北京中南海之后，请他们讲话，这些人都非常客气都不敢讲话。李维汉再三提出邀请，一个个点名大家都不说话。没办法他把法宝拿出来了。据说，他在口袋里掏出了条子，大家传下去看，上面写了几行字，“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意思就三“不”政策，随便你们怎么说，说了什么话，我们不抓你们辫子、不扣帽子，不说你是什么人、是坏人等等，然后不打棍子。别的场合还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不秋后算帐。

所以把几句话兜拢起来看，就是毛泽东或是共产党对这些民主人士或对知识分子有十足的信任，相信你们讲话动机什么都没有问题，而且邀请你们讲话，甚至不计较你们说什么，那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自己来整顿自己。这些人一看到那个字条，有人认得这个字就说，这是“润之”的字，也就是毛泽东的字，虽然没有落款、没有署名，但是大家认得字，晓得是毛主席的字，就放心说话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说；开头是轻轻的说，后来越说越大声。

毛泽东一看，为了鼓励这些人说，还把这些人说的话编辑成文、登上报纸去；还不只登一般的《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等，也登在党报、登在《人民日报》上面。什么东西《人民日报》一登，就表示说全国在造声势，也就党中央鼓励这么干。大家一看到这声势造起来那就没问题了，既然你看这么大号的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全部说话，肯定是没问题。中央这样讲表示共产党真有肚量，真的是放开来让大家大鸣大放去说，那么中央开了头，地方就好办了。所以地方省、市、县一层层布置下去，也就让大家去说话去了。那么时间是从1957年的5月2号开始到5月12号十天当中，全国各地召开了二万八千多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会议。在这个当中，就向党中央、向各级的党组织、党员干部等等提了许多意见，一共提了多少条呢？提了37万多条。

这个过程后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记述，有追忆。大概最近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被禁的一本书章诒和的，大陆这本书叫做《往事并不如烟》，海外的版本把它叫做《最后的贵族》。在这里面，章诒和描述到她的父亲章伯钧怎么样落入李维汉的陷阱当中的过程。她说：“前面李维汉再三敦请，大家都不说话，到走完那个过程之后，大家开始说话了，等到人家一开口，李维汉就非常安心的躺回沙发上面去，然后轻轻松松的看着大家，神态非常轻松。有些认为这下他开始讲话了，他真的有雅量。”章诒和的描述不一样。章诒和说：“他是一个猎人，看见猎物已经入了网之后那种安心”。这下子一方面可以交差；二方面我们的运动开展了。

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地方上各种各样的人士，甚至下面部分忠心耿耿的党员在这个时候开始向党提出意见。毛泽东说大鸣大放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后来在情况会报上面，毛泽东说一放，各阶级就表现出来原形，共产党执政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跟错误罪状，那么共产党是不是要下台？我姓毛是不是要重回井冈山？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闻过则喜”；大家对毛泽东有个形容叫做“闻过则怒”，而且，他不随便的怒，这一怒就要整人、要杀人。

整个反右运动到这个时候就慢慢开始发展了，到了5月13号、14号的时候，经过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始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有分歧，最后中共中央做了一个决定：要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也就让它再放下去，这个时候是接近5月中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事情要发生变化了。从5月2号说到5月中旬的时候，说不到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发出一个警讯。

5月15号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送到政治局委员里面去给大家看，首先是发到十级的高干，第二阶段发到十七级的干部。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了什么东西呢？毛泽东在这边说，我党－共产党，有大批的知识份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了；其中有一部份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说，大批的知识份子新党员，第一、数量非常多；第二、知识份子；第三、新党员；第四、有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这一批人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连成一起、亲如兄弟。他(毛泽东)说，在中国的社会里，中间派是大多数，大概占70%左右；而左派大概占20%左右不是多数；右派比例很少。他说少的时候，比如占1%、3%；多起来到5%、10%，情况不一样。哪边最多呢？在民主党派当中，在高等学校当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处理呢？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一段话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阳谋论”。

事情过后，大家就指着毛泽东说你搞阴谋、你耍诡计，毛泽东得意洋洋的说“我不是搞阴谋，我搞阳谋；我摆明要坑你，你自己摆明要被我坑”就是这段话。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摆明了我就是要这样对付你，就是要诱敌深入，结果你们居然就中了我的计。前面那段话还值得我们谈一下，他刚才不是说社会上的人士分成三层吗？左、中、右，这跟原来的估计不一样。在这之前早一点，周恩来也曾经做过公开的对中国大陆社会阶级的估计，他说支持我们事业的左派等等，占40%上下；中间份子占5、60%或者4、50%；比较偏右的或对我们有威胁的大概占不到20%；中间会动摇的大概占11%；真正他认为有危险的大概在9%，是在10%以下。这个估计跟毛泽东的估计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吻合的。毛泽东这边讲说右派最多大概占10%；周恩来的估计里面讲说，这些极端的右派或特别坏的人占到9%，所以这个估计是吻合的。

换句话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对这问题是有过估计的。大家想想看，中国当时是5亿多，大概快6亿人口，如果是10%的话，我们现在讲大概是5、6千万，相当于一个英国的总人口。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要全部打掉呢？当然不是，但这里面再打掉一部份，它的总量也还是相当惊人。这个时候是5月15号，就是5月中旬，大概再过半个月左右，也就是到了1957年的6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么一个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它们把右派的这些讲话当成右派份子进攻，现在准备组织力量要反攻了。这里面讲说，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战，这战斗是无烟的、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它们大多在不同的领导岗位有一定的追随力量”，所以把对方或者把右派估计得很高。

到7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写说1957年夏季行事，在里面很明确的讲，“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5年、10年，也可能不用5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就明白讲说，党里面有高层的反革命份子或反社会主义份子。当然我们不是说他这帽子已经准备好给刘少奇、邓小平这批人；但他估计到有些人是不赞成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帽子已经拿在手上。但是反右运动只不过是个开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毛泽东看起来，事情已经开始变化，已经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他开始处理了。

我们前面提到，反右运动从4、5月份开始之后，到了7月份毛泽东就说话了。他写了一篇叫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他说匈牙利事件会爆发，然后党内有纳吉式人物。这话一说出来之后，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青岛的会场，很多人就提问。听说当时提了35张纸条，地上的主席台。大会的主席是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就读了这35张条子，有些人支持毛泽东，有些人就提出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在支持毛泽东之余，还进一步问说，你说的这个所谓的纳吉式，纳吉就是这个匈牙利的总理，纳吉是什么样的人物？那么在我们党内谁是纳吉？当然也有些人反对毛泽东这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无地放矢。总而言之，就是党内对这问题的看法，都还很不太一样。

不但党内的这个人事不太一样，党外这个碰到的情况也有点困惑，当然大家很惊讶、很震惊、然后也很困惑。大家就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些人，在1957年5月底的时候，当时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写了信给毛泽东问说：在这么个全国范围之内，在民主党派之内，在知识份子在学术圈当中，展开这个反右斗争，他十分的忧虑，十分的诧异，十分的惊奇。然后他说希望能够对没有行动的这些反党的右派，就是只是单纯说话的这些人，做这种当作是不同的争论的处里而已。

也就是说，他没有行动你不要打的太重，他只表达不同的意见。那么这是宋庆龄，其他几位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也都分别写信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管是写给政治局也好，或写给毛、刘、周，这些领导人，他们基本都表示说他们对这反右斗争不能理解。李济深的话还比较重；他说，在政治上面出尔反尔，营造这种斗争的气氛，制造对立，对这社会造成比较深远的创伤。

但是，不管是宋庆龄写信也好，李济深写信也好，毛泽东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他把反右运动进行到底，他用他的话来说，他把这脓包挤出来。那我不让你长熟一点，我怎么叫脓包呢？所以我要让你慢慢的放、放、放、放到最后，你什么话都说尽我才看穿你是脓包。

从5月多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报纸上还在登这些东西。等到毛泽东开始差不多决定开始收的时候，这空气就慢慢开始冷下来。所以真正右派这个所谓的大鸣大放的时间，我们现在看起来大概在一个月上下。从5月到6月这段时间一个月上下，一个月多一点点。等到这个一个月完了之后，我们刚刚提到，毛泽东开始让共产党开始进攻了。

所以，在报纸上就很有系统的组织这些反击的这些文章，有些反击文章毛泽东讲的很明确，要由党员出来写。有很多文章，毛泽东说一定要安排中间人士去写；就是不是党员的在社会上形象一般来说比较好的，让他们出来去写；让他们去写批判文章，这样子我们共产党才会站在主动的地位。等到这些人说的差不多了，再让党有权威的人出来做个总结。那么这个运动就平定下去。

整件事情就像毛泽东所设想的一样，先诱敌深入。让人家说话完之后，怕你还说的不够，再说一说，等到真的说到说无可说的时候，我再突然间反脸，组织文章大举进攻。然后讲过话的、提过意见的，按照严重程度分别大大小小就打下来。从中央打到省、市之后，打到基层。

整个运动开始收下来，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到了1958年5月初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它说反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么我们的胜利有多大呢？按照后来公布的数字，说打出了右派集团二万二千多个人；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多个人；反党集团，这是很严重的了，四千一百多个人。

打出来右派份子一共多少人呢？我们看到几个不同的数字；最早流出来的数字，据说是这个中央统治战部部长李维汉所流出来的。他说的数字是54万多人，后来统称是5万人。在1978、79年，胡耀邦回来去进行平反，据说就是这个数字。

第二组数字是刘宾雁提出来的，刘宾雁说他听在中央负责这个工作知情的人讲说是一百零二万人。后来香港做了一个估计，大概在一百一十万到一百二十万人左右。

到了去年，也就是2006年大概1月份左右，香港有份报刊叫作《争鸣杂志》，说拿到了中共解密的文件，解密的资料；说打了多少人？我们刚才的数字是从那里出来的。打了这么多的右派、右倾集团、反党集团等等，右派份子一共是317万8,470人；中右份子143万7,562人，两者合计461万6,032人。打了四百多万右派份子。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117人。

那么跟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相比，死的人数当然不算多。比起后面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三面红旗、大跃进的饿死人，那死的人数当然就更不算多。可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条人命就是一条人命，我们不能说因为数字大了就没有关系，人命毕竟还是关天。中共就这么一下打下来，打了四百多万人，中国当时号称大概是五百万知识份子，这下打了四百六十多万人，基本上就全打完了。

所以毛泽东这场运动打下来之后，从布署到真正执行大概是半年，大半年，到真正让右派去开口讲话大概一个月上下，布署进攻反击不到一年。按照毛泽东说法是成果斐然，打了四百多万人。当然中华民族也从此元气大伤，后面有更复杂的发展。今天这一集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跟各位接着谈谈，反右运动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下次再见！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

发稿：200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