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为时代留下见证的人——读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难时期整社纪实》

我很敬佩网上“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的主持者，搜集编辑了如此众多的资料，以记录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上悲惨而又荒唐的年代。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难时期整社纪实》是该网站上的最新资料。这部书稿给网站增添了有份量的内容。除了这方面的贡献之外，我还想指出这部作品树立了一个为时代留下见证的人的榜样。

几年以前，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很认真地告诉我：她发现在中国的各代人之间，年轻的一代对上面的各代了解非常少。这一点使得她惊讶。她问我，中国人是否一般不给下一代讲他们的切身经验？

我想，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因为研究文革历史，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我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尽量不依靠书面的文字的纪录，而另辟蹊径调查了解事实。我发现和记载了一批文革的受难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小学教员，他们在文革中被“斗争”，并且丧生。

１９９６年，我访问了一位北京大学的教师。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他是大学生。他慷慨应允我访问，并且让我把谈话做了录音录像。后一点在采访对象中是不常见的。

文革的故事，特别是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当然不是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话题。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以后，忽然话题转到了大饥荒年代。这位老师告诉我，他是从安徽省农村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期，他的父母都饿死了。他的父亲在１９６０年饿死，他的母亲在１９６１年春节饿死。他们家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饿死。村子里他的同龄的小伙伴，没有上中学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为在１９６０年到县城中学里住读，学校管学生的伙食，所以没有饿死。当时在路边，就躺着饿死的人的尸体，也有的还有气儿，别的人饿得没有力气去管。

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我很难想像，生产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农村人民，会这样大批活活饿死。可是这是事实。只是因为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这也很像有些人看到我写的关于文革暴力迫害和受难者故事的文章，也大为吃惊，觉得闻所未闻，因为官方审查后准许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文章，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这些事实。

这位老师的老家是安徽全椒县。这个地名我是知道的，因为《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全椒县人，文学史书上记载着。吴敬梓是１８世纪的作家；但是全椒县在４０年前发生的这样可怕的饥荒，我这个努力写作稍后几年发生的文革历史的人却并不知情。

这是历史写作的危险：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能被我们漏记了！

当我听到全椒县的饥荒故事的时候，一下子甚至觉得文革虽然残酷，但是和这样的饥饿相比，反而显得轻淡了很多，因为这样让大批农民活活饿死，实在是太残暴太凶狠了。另一方面，我也因此而更深地理解了文革：文革时代，几乎没有被迫害者反抗过。他们忍受种种非人的虐待和折磨，直到死亡。文革的这一特点会令后人诧异。但是从饥荒时代的情况看，可以了解到既然被活活饿死都无法反抗，何况其他迫害呢。

我总是希望自己在完成文革调查之后，可以调查在文革前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历史，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梳理出文革的起源。但是因为没有结束前一项工作，也就未能真正开始后一项调查。

现在，我非常高兴在“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网站上读到了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难时期整社纪实》。在这里，我们看得到明确而清晰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饥荒曾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以及死人的事情如何发生。惠文先生写到了有农民在饥荒中吃了死人肉。“人吃人”在当时不是比喻性的说法，而是实际发生的丑闻。他也通过事实写出了饥荒发生的根源。比如，他写到省委书记特批两万元玻璃修建暖房保护一株“棉花王”。这种方式对提高棉花产量毫无益处，而两万块钱假如拿到国际市场上购买小麦，可以救活相当一批濒临饿死的人。

惠文先生的书稿的内容，不但对于我们了解那一段惨痛的历史很有帮助，也开始了一个由经历者用非常正式的态度来记载大饥荒的新方向。

惠文先生的文稿，和仅仅运用已有的文字记录来做的研究不一样，因为有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特别在官方严格控制媒体的情况下，这种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尤其重要。他的文稿，和一般随感式的文章也不一样，他有事件发生的清楚的日期、地点以及经过，这些使得他的描述坚实而可靠。

我知道，写作这样的历史，是非常沉重非常难过的事情。和描写风花雪月相比，与高谈阔论相比，和倾泻私情欲念相比，描写中国的文革和饥荒等等惨痛的历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另外，由于“上面”对文革和饥荒等历史记载的严格管制，作者还必须承担这方面的压力和恐怖。但是，惠文先生作了。应当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也希望他的同时代人，能够像他一样，为后人提供时代的记录和见证。

发稿：2002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