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治危机（下）

该文译转自美国双月刊《外交事务》2002年9/10月刊。文章作者裴敏辛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作者正在著书《陷阱中的中国过渡期：独裁发展的终极》。

共产党的终结

中共的衰落始于毛泽东统治时代，其晚期的政治狂热在1966至1976年的文革中达到疯狂，严重地毁坏了中共。邓小平的上台以及他的渐进改革延缓了中共的毁灭，因为经济上的增长，大规模镇压的结束，及个人自由的扩大部份地弥补了中共败坏的形象。但是邓的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另一种机制，开始腐蚀中共的支柱，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很大一部分愈加贫困，包括生产粮食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税收饥荒使得国家无法补偿改革中的失去利益者，结果除了提倡自我牺牲和开空头支票之外，中共无法在对政府不满的群体中得到政治支持。

中共的一些权贵们同时也将政治权力转换成经济利益，利用官场交易发财致富。在一次调查中，从一所地方党校接受培训的干部中，大约三分之二说他们的晋升完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认为靠自己努力会开拓仕途。被内部的私下官场交易搞得四分五裂的执政党几乎不可能从社会中赢得广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原先中共专长特征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实际上已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一种简单的解释是这类运动会引起混乱并导致政治极端，如同毛的年代。然而更确切的原因是，即便中共想采用政治运动，也不再拥有发动运动所需要的政治号召力或组织能力，如北京企图抑制8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人士和90年代末的法轮功精神运动。越来越多的是，当中共面临对其权力的直接挑战时，通常是依赖镇压而不是动员公众反对其对手。

僵化

中共的衰落可用三个领域来衡量，组织渗透力的萎缩，权力和公众号召力的侵蚀，以及其内部纪律的瓦解。回顾以往，中共组织性的衰落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历史上，列宁党只有靠国家控制经济才能发展成长，这种经济提供的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形成共产党的组织基础。追求市场改革使得农村公社和国有企业瓦解，中共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新的经济结构基于家庭农业，私人经济和个体劳动力，这和其党的机制格格不入，例如中共的内部报道称，近年来农村半数党支部呈“虚弱”或“瘫痪”状。在市区，中共无法渗透到发展中的私人企业，其原有的组织基础已随着国有企业而崩溃。在2000年，百分之八十六的全国一千五百万私人企业中没有一个党员，中共只能在百分之一的私人公司内建立党支部。

与中共的组织性腐败并行的是其在公众中的权威和形象的衰落。1997至1998年在北京对818名外地民工做了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中共的普遍形象是自我利益集体。只有百分之五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党干部“为乡民的利益工作”，百分之六十认为他们的地方官员“以权谋私”。其它民意测验显示了公众相似的对中共的负面看法。1998年中共反贪污机构主导的一项对十省的一万二千名城乡居民的调查发现，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同意“大多数的党和政府官员是廉洁的，” 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只有少数党和政府官员是廉洁的。”

在中共官员失去威信的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也彻底消失。1996年官方的全国工会所作的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五接受民意测验的工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理想，”百分之七十的人说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幸福。甚至一些权贵们也开始承认这一事实，尽管很勉强。1998年在东北吉林省对673名官员作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认为政府形象和权威已经衰退。

中共组织和威信衰退的核心是党员信仰和内部纪律的崩溃。溜须拍马和腐败盛行。地方上的中共领导人买卖官职在80年代还是闻所未闻的，但到了90年代却十分盛行。1998年官方反贪污机构对两千名省级官员作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认为买卖官职方兴未艾。

更为担忧的是，尽管腐败显露出的致命威胁已超过失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最严重因素。中共表现出无能力执行内部纪律，最近的官方行动，尤其是起诉和处决了几名高官，试图造成以体现中共领导层在同腐败作斗争的声势。但是全面观察这些数据会发现不同的事实。大部份被政府逮捕入网的腐败官员看来都轻易过关，从轻发落。例如1992年至1997年有六十七万党员受处罚，但只有三万七千五百人，即百分之六被刑事起诉。说实话，自我监督对一个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执政党来讲是不可能的。据一名中共高官讲，近几年中共只开除了百分之一的党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政治衰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缺乏竞争。竞争会迫使该党重订党章，吸收真心为民的党员。但就象垄断公司，中共竭尽全力防止对手的出现。没有了外部压力，类似中共的专制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全面的病态，如官场交易，组织虚弱，以及不负责任。更重要的是，当政治环境突然变化时，一党制几乎不可能应付新出现的竞争对手。苏联集团的崩溃，以及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专制政党（如墨西哥社会革命党）的失败表明，政治动员力的侵蚀构成对中共的长期威胁。

在中国农村，制度腐败非常严重，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程度达到了危险的地步。在一份令人吃惊的内部报告中，公安部承认“在一些［农村］地区，如果不使用警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征税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农村，农民的反抗非常猛烈以致于地方官员不敢露面；这些区域实际上已经失控。

这种愤怒的最重要根源是因为繁重的税收负担都压在了中国最贫穷的公民身上。1996年农业部门的实际税率（不包括乡镇企业）估计是50%。事实上，征集税收和费用已经成为农村政府官员的唯一任务，占据他们60-70%的工作时间。在有些地区，地方官员甚至招募一些地痞流氓来征税。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对支付不起税收的农民的非法拘禁、拷打、甚至导致死亡。尤其令农民愤怒的是，他们支付的高额税收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政府服务。因此，这种高额税收、严厉征税和缺乏服务已经使得大批农民转而反对政府。最近在农村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一致认为苛捐杂税是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不平衡情况的增加，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也越来越紧张。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尽管造成全面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别和地区差别，但在同一地区和城市内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最近的调查发现，收入不平衡已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三件事情之一。在官僚腐败十分猖獗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不平衡的加剧更增添了公众对政府的愤怒，因为多数人相信只有腐败分子和特权阶层才能积累财富。这种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一项学术研究估计非法收入使得80年代收入不平衡状况增加了30%。

中国政治体系内缺乏监督制度，这会束缚当局减轻和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能力。情况证明，最近的改革，比如建立农村选举制度和改善法制是不充分的。中国XX党不开放政治体系和扩大体制内解决冲突的渠道，造成了受侵害的群体诉诸集体抗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寻求补偿。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状况积累起来终将造成中国的不稳定，特别是因为造成这种紧张的体制使得中国XX党处于无望境地。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更增添了任何改革的风险，即使是作为补救的手段，都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爱利克斯.德.涛克瓦里第一次观察到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当压制性政体试图进行自我改革时，他们很可能被推翻。这种严肃的情况甚至会阻碍中共内部最积极的改革派去寻求变革。

改变观点

纠正中国日益加重的管理缺陷应该是国家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目前，这些由冒牌共产主义的自相矛盾所带来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未到致命的地步。如果新领导人能够着手解决管理不善的体制性原因，中共或许能够解决自身问题而无需冒引发政治动乱的风险。但是，接班戏剧的出现，将会阻碍短期内的实质性变化。即使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也有可能威胁到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而且，进行一场具有风险的改革需要政党的高度团结，而一个争权夺利的领导层不可能创造这种团结。

因此，中国的管理缺陷可能会继续加重，威胁到经济的稳步发展。这种缓慢酝酿的管理危机也许不会立即引起当局的垮台，但是政治体系严重弊端的不断加剧将最终压制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因为糟糕的管理会使贸易和投资更为昂贵、更具风险。当这种长期停滞出现时，目前的经济活力可能很快就会衰退。

这种可能性使人对有关中国的一些主要设想产生了怀疑。布什政府内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既不可避免，又具威胁性。这种思想引起了政策方针的改变，以对抗这个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国际商界在热衷于中国市场之时，极大地低估了存在于中国政治体系上的风险。似乎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他们关于中国崛起的基本假设是否可能是错误的。这些假设应该通过一个更现实的评估来重新考虑：中国如果不重新构建它的政治体系，其制度有没有能力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产生影响和创造繁荣。在北京更换领导层之际，世界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长期把持不放的见解，因为这些见解可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完）

发稿：200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