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精神与去留之择

还是在中学时，就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在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中，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个则是索尔仁尼琴。前者写的是著名的《日瓦戈医生》，对十月革命做深刻的反思；而后者所创作的则更是轰动一时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是获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大胆暴露苏联共产制度下的集中营生活。这些当时轰动西方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题材”。第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萧洛霍夫(得一九六五年文学奖)。对他的颁奖，可能体现了西方文学界对艺术性的评价；但即便如此，政治性还是不可抹杀的：小说极成功地描写的是白军，而不是红军。

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一九五五年)后，在苏联国内无处发表，手稿便传到西方，继而是出书(一九五七年)，造成轰动。当时东西方对抗强烈，“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故此，西方世界交口称赞《日瓦戈医生》之时也就成了小说作者在苏联国内倒霉之日：帕斯捷尔纳克被立即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其他作品也再找不到地方发表。而当西方又进一步刺激苏共的神经，于一九五八年向帕斯捷尔纳克颁发世界最高文学奖时，作家竟接到本国政府的“最后通牒”：“若出国领奖，则永世不得回归。”屈于政治高压，且又不愿意抛弃故土的作家，不得不在官方报纸上发表“郑重声明”，拒绝接受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七十岁的作家兼诗人在悲观孤独中、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去世；家园保住了，但却给人们留下不尽的猜测与遗憾。

相比之下，索尔仁尼琴则有些桀傲不驯：从集中营出来后，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解冻”之机，开“集中营文学”之先河，大写特写政治犯，又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直闹到苏联作家协会于一九六九年将其开除出去。但一九七零年作家即获诺贝尔文学奖。虽未收到本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但前车之鉴记忆犹新，故索尔仁尼琴也未曾出国领奖，然而他终究仍未逃脱被放逐的命运：一九七四年二月，索尔仁尼琴被逐，举家西迁，先去西德，后到瑞士，同年十月，美国参议院授其“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索氏一家终定居美国。

也许是年轻气盛，记得从西方有关材料中得知这一切时，笔者心中颇不以为然：不得归有何不好，与其国内受压，作品发表不了，真不如一走了之，到国外寻找知音。笔者心中甚至还将中共与苏共相比：什么时候中共能够或敢于往外国放逐(而不是关起来或杀掉)持不同政见的人了，什么时候中共就开明、进步了。“六四”后，确有一批精英(真假且不论)来到海外，但他们都不是被中共放逐的，却是遭后者通缉而自己逃出来的。这当然不能算中共的进步开明，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中共专制的一贯性：可杀不可放(所谓断草除根也)。此外，由于笔者本人亦旅居海外，又与其他海外学人多有接触，才发现一个人的“家乡情意结”竟是那样“剪不断，理还乱”，也才明白，放逐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惩罚。

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倘若帕斯捷尔纳克当初执意出国，到瑞典领奖，并在奖台上发表一通措辞激烈的反共演讲(既然后路已断，只得孤意向前)，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当然会是另一种样子，在当时亦可能造成某种巨大的“效应”，他也会因此而成为西方反共的一面大旗，或成为什么“领袖”而风云一时。但这一切都没有、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政客，而仅仅是个诗人和小说家，他只想用他个人的视角来“不受蒙蔽地”观察生活，而“独领风骚”于他毫无意义。

说来话长，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受压，并非始于《日瓦戈医生》封笔之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因发表作品“肯定具有崇高目的革命之必要性，但却否定革命之暴力”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作家只得转而从事翻译。(许多俄罗斯作家和诗人都谙熟几种外语，所以，在“跟不上时代步伐”时，他们大都转而从事世界文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政府在这方面一般是开绿灯的。帕斯尔捷纳所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苏联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

肯定十月革命的“崇高目的”，但却被其摧毁文化遗产的暴力所震惊，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旧”俄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时代病”。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描写这种历史“情意结”——通过对“反面人物”(或中间人物)之人性加以同情渲染的手法。但这在当时是绝对被禁止的。于是乎便有了要境外自由之“天”，还是要家乡传统之“地”的选择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对当时已六十八岁的老人来说，这种选择是极端残忍的。不得已，帕斯捷尔纳克以东正教忍辱负重的精神，选择了家乡，又拒绝了诺贝尔奖。不论是他对苏联共产制度可能存有某种幻想也好，还是他实在不忍离开生他养他、给他文化遗产精髓、给他生活体验、给他创作灵感的白桦林与黑土地也好，他的“留”保全了他视若生命的Russianness(俄罗斯属性)，虽然在局外人眼中，这种委屈求全的做法，委实使得他的一切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外，在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后，帕斯捷尔纳克只活了两年，这也使他得以避免了更多的历史纠葛，同时又给历史本身留下了足够的深思、反思空间。作家兼诗人的墓前，敬献的鲜花终年不断。

如果说，留下的帕斯捷尔纳克实际上只当了历史与政治的消极的牺牲，那出走的索尔仁尼琴则更象是对生活的积极挑战，尽管他是被放逐的，而不是自己主动抛弃祖国的。对于作家而言，脱离故土，失去滋养他的语言、他的情感的生活，丧失磨砺他的敏锐思想的特殊环境，这不啻于自杀。自一九一七年起，俄苏作家中已有几次流亡浪潮，但能忍受这比死亡还可怕的折磨而坚持创作、且创作水准日臻完善者，寥寥无几。索尔仁尼琴便是这后者的最大最好的代表：在美二十年如一日，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增加修改《古拉格群岛》不说，又创作了其篇幅数倍于号称史诗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超长巨著《赤轮》(亦译《红色车轮》)，全面探讨了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生成与发展。

也许有人说，正是西方的自由天地，才为索尔仁尼琴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及研究禁区的种种可能性，使他有如此作为。故此他应感恩于西方。但引人注目的是，二十年前，索尔仁尼琴虽然接受了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的“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但那更多是为安家所迫：与绝大多数因各种各样原由而加入别国国籍的同胞不同，索尔仁尼琴至今也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也就是说，在苏联政府剥夺他的公民身份又将他放逐西方以后，他一直甘当无国游民(现代“苏武牧羊”的故事？)。而且，来美不久，他就开始激烈抨击美国，几乎得罪光美国所有政界、法界、经济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深深表现出他那“持不同政见者”的禀性：持不同政见者走到哪里都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是什么东西使得帕斯捷尔纳克委屈求全以图留国不去，又使索尔仁尼琴侨居国外却又不领地主之情？另外，同为共产党，为什么苏共(甚至俄国沙皇)有“胆量”放逐持不同政见者，而中共却没有？这恐怕不光是专制党的问题，而且可能还有专制党统治下的人民本身的问题。在有关苏俄文学的评论中，可以经常见到象“俄罗斯精神”、“俄罗斯良心”、“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等字样。尽管有些东西方人对此大不以为然，甚至恶言相加，然而这些抽象的东西，又的确是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而被感觉到、而被如此称呼的。它们是“实词”，因为它们的内容是整整两个世纪的灿烂文学，而俄国文学又是举世公认的集哲学和宗教为一身的完美体现。但有谁敢大谈特谈什么“中国精神”、“中国良心”、“中国性格”？听过的倒是“中国特色”，但那至多是个“形容词”，仅起修饰作用。而被修饰的实词在哪里？国人的“散沙”特点在柏杨笔下早已毕露无遗。散也，无中心凝聚力也，无内在精神主其外在言其行也。

在俄国人对“精神”之追求里，始终贯穿着东正教精神。东正教传统在俄国由来已久，而且它又始终与“拯救世界”的斯拉夫族的使命感密不可分。早在十六世纪初，就有“莫斯科乃第三罗马”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俄国人头脑之中。从此以后，这种思想感情一直是俄国人的精神依托和后盾，始终或隐或现地左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直至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先知”。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俄国知识分子一开始都兴奋异常地欢迎十月革命，而一旦革命现出它那“催枯拉朽”的真面目后，很大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其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一大批反思十月革命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日瓦戈医生》仅为其中一部。当十月革命开始、内战爆发后，去留的问题就深深困扰着俄国知识分子。多少人流亡海外，又有多少人终忍受不住异乡孤独寂寞之苦，而又回到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故国。没想到四十年后，《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因写了这段历史而又面临去留的抉择，而且为了心中的Russianness而不得不做宝贵的人格牺牲。更没想到的是，被迫去国整整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竟有机会作为“先知”和“良心”重返故里，为自己的同胞探寻拯救祖国、重创俄罗斯精神的道路。

帕斯捷尔纳克的“留”表现了他对俄罗斯(而非共产政府)的“忠”；索尔仁尼琴虽迫走他乡，但他至今不入他国国籍的做法，仍可视为他忠于俄罗斯的表现。否则他就不会现在回国。另外，在西方这五光十色的社会里生活了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处处严于律己，恪守他的东正教信念，道德上真正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境界。所以，他亦有足够的道德资本面对同胞而不理屈词穷。

整整两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都在塑造自己那信奉东正教的、纯朴善良的人民的形象(也难怪索尔仁尼琴要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会晤百姓)：十九世纪的“斯拉夫派”自然是主将；但即便是否定俄国落后政治、经济模式“西欧派”，也在心里承认，俄罗斯人民在道德情感上，远比知识分子纯洁完美得多，乃是“净土居民”，是真正的希望。而本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声势浩大的“乡村散文”则更是将恪守东正教传统的人民的形象推向完美的高峰(索尔仁尼琴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勿庸置疑，这是一笔极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亦是抵抗西方金钱主义的道德精神之再生因素。这是一个民族的“根”。

而中国呢？我们有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有没有索尔仁尼琴？我们有没有那艺术为之赞美整整两个世纪的真正的道德传统及其完美的体现者？为什么我们总爱消极等待某个当权者的死亡，只是观望由于开放而产生的另一极端上的弊端，而不去积极地创造比“共产主义教育”更切合实际的、更有道德价值、因而更永恒的精神文化？社会的物质繁荣，个人的生活自由，并不意味着有吃有穿便可为富不仁、见利忘义、为所欲为。无内在之道德律者，留非留，去非去，归非归。

何留何不留，胡归胡不归？三思也。

（转载时，有删改）

发稿：200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