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选择良心还是正义？

从朋友处获赠李昌平新著《我向总理说实话》，连夜读完，感觉这是一本在中国近代政治历程中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李昌平何许人，此前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他以乡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共和国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书中所述桩桩件件把我的记忆带回了英国思想家休莫的《英国史》。在那里，休莫痛心追忆了16、17世纪之交苏格兰贫民的悲苦处境。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在激发生产力的同时，也为人类历史带了一种全新的现象：一个自由劳动者终其一年辛苦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马克思并未忠实再现苏格兰的这段历史，事实上，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所造就的大批贫民来说，他们甚至连一条赖以维系于这个社会的“锁链”都失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贵族和天主教势力对贫民的这种悲凉处境保持沉默，尽管教会人士一再宣称贫民的后代也一样是“天使的孩子”。当一个社会不能保证贫民的最低生存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退出他们因出生而与这个社会立下的忠诚契约。这些“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以泪洗面之后，起而杀死贵族和天使的代言人们，抢夺足够的钱财，以换取一张去往新大陆的船票，从此断绝父辈们和这个社会建立的任何约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政治体并不足够幸运，没有一块天赐的“新大陆”作为这些无路可走的贫民的退出之地，情况又该如何呢？难道让他们选择退出生存本身？在谈论何为真正的政治统治时，另一位英国思想家－－明智的洛克，首先警告国王们说：一个人生命的创造并非出于自己，而是得自上帝，因此谁都没有权利放弃生命，包括自己在内。法律不是为了法律本身而被制定，而是通过执行才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各个部分各得其所。当这完全停止时，政府显然也要搁浅了，人民就变成了没有秩序和联系的群众。哪里没有司法保障人民的权利，哪里就肯定没有政府存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立法者试图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洛克强调，就政治的本来意义来说，人民没有合法的权利推翻一个政府，而只有在战争状态重新引进时进行反抗的权力。这种反抗的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自然权力。这种权力只要一个正当组成的政府还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一个政府是否已经解体，这永远是个极端繁难和高度智识性的问题。不过洛克还是警告国王们，不要随意挑战人民的感觉和信心。一个人不可能放弃判断自己生命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的权力。一切誓言、一切威胁、一切学说都无法作到这一点。即使在公民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外科手术，可从一个活人身上将自我保存的欲望及其一切后果切除。在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判断的权力在人民，判断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觉。如果一系列滥用、搪塞和专断都指向一处，人民就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统治之下。“话语终不能阻碍人民的感觉。”洛克向国王们陈述说：当人民身处悲惨之境时，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爱民的意图，决绝执行法律，要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则，当人民开始怀疑时，尽管国王可以凭借各种手段维持统治，但他的政治权力已经消失。这时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国家的整体命运将只能交付单纯人数的多少来定夺了。

读完《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出乎预料地感到震惊。我震惊的不是李昌平向总理含泪痛陈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也不是所联想到的上述政治状况。我自己正是从河南某地的一个破落村舍“撞大运”撞到“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所震惊的是杜润生先生在序言的开篇所陈：“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当年，英国统治者可以无所愧疚地告慰贫民说：即使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生活水平也赶不上一个英国贫民的百分之一，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农民所能说的仅仅是：“我们欠农民的太多！”（见杜润生先生序言的标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乎此，而在于杜润生先生在同一序言中所谈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并不享有一“国”之“民”的最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国家还能称之为“国”吗？这是更深刻地涉及到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对政治之事洞察无遗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见出：所谓“王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内在于任何的政制当中，这是因为任何政制的根本问题都是中央权威如何落实、落实在哪儿的问题。宪政或者法治的政治安排决不能允许出现所谓“主权中的主权”，更无法容忍把一“国”之“民”在基本权利层面上分隔而治。换言之，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这就是政治家们所洞见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这个原则同时意味着，公民个体与中央国家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的政治联系，不容任何地区共同体或人口划分从中加以阻截、甚至切断。李昌平进谏总理时的重重遭遇让人触目惊心，这无不提示着这个问题的严酷程度。所谓“公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国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国之公民也，非一地方共同体或者一人口群落之公民也！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而是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美国立国之初，作为国父的麦迪逊首先就痛陈了这一根本原则：“反对批准新宪法的人在讨论问题时似乎对人民完全视而不见，从而不但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为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这些先生们的错误必须在这里指出。他们必须明白，政治的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麦迪逊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以“公民”为本的立国方式所富含的广泛而长远的政治教育功能，他提醒论争各方，切不要忘记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乃是一部教育机器”的箴言，从而为以后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向心力的形成奠下了决定性的基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迪逊被尊为“国”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国宪法名闻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们美国人民……”

麦迪逊同时也被公认为人类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他之前“大国只可君主制”的习惯看法，彻底解决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最要命的政治问题：共和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并且他以实践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权力，若要真正地立国，大国无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他成就此番伟业的办法就是首先洞明并论证在一个大国，人民主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变革恰恰就是在这个最要命的点上失落了，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良机。在某种意义上，《我向总理说实话》可以看作是向我们的政治主导层再次提供了这么一次契机。中国政治还能找回当年贾谊作《过秦论》时的那种眼光、意志和气魄吗？
　　
任何人，如果在这样的机会中选错了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又应当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不幸，而不单单是农民的灾难。所谓“三农”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难道农民不正是我们的“国民吗？”当年，在那个“欧洲人认为自己的狗都比美洲人的狗高贵”的时代，美国国父麦迪逊告诉欧洲列强：不久，你们将按照我们的条件跟我们谈判！我们这代人不想再因为“良心”的苦难触动而持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时代原则，我们希望我们为之哭泣的也是麦迪逊所表达的那种民族的整体力量，这种力量的真正根源在于“正义”的永恒原则之中。因此，李昌平，你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正义？既然“良心”，如黑格尔所见，只有在“正义”当中，在国家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实存和真理，不再漂泊无依。

节选自“李昌平，你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正义？”－－《世纪中国》


发稿：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