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禁锢事件述评（一）言论管制“新文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１９８９年政治危机之后，北京的舆论钳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攻性的舆论宣传被迫转入防御性的舆论辩护。

这种辩护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对内与毛派分子进行正统性争吵，对外（体制外和国外）就人权事务进行辩解。这种努力的目的也发生了重心的转移，不再以意识形态的单一性为目标，稳定权力成为舆论工作的第一出发点。

为此，两个方面的手段同时采用：“舆论导向”和对越轨传媒的整顿。但是，“舆论导向”受到了媒体经济多元化的冲击，读者越来越少。而整顿已经失去了毛时代的威力和公开的合法性，整顿本身也需要新的自我辩护，因而变得捉襟见肘。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控制言论越来越力不从心。

但是，这种状态使思想禁锢手段变得更加“精致”，在无所顾忌地进行舆论导向的同时，暗地里更频繁地对传媒进行整顿。但是，９０年代的“舆论导向”产生了自己的恶果：由于信息失真，激进民族主义以对抗全球化的名义卷土重来，并把矛头也指向了始作甬者。这既是一种政治反讽，也是一种思想悲剧。

另一方面，整顿媒体的手段被讽刺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地下党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因为这种整顿往往是通过“电话打招呼”、不发文件、内部通报、内定、秘密关闭等方式来进行的。言论管制也产生了自己的“新文化”，那就是犬儒主义思想的泛滥和全民传讲政治笑话、黄色笑话。——世纪之交的中国，伪民族主义和各种犬儒主义上升为民族精神。

⊙　舆论导向的贫困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对传媒的管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８９年以前以“积极宣传”为主，１９８９年以后以“舆论导向”为主。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第二，经济改革使媒体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多元化。这是一种被迫的转向，是权力部门在合法性危机中的自卫反应。在１９８９年以前，“就是好”式的宣传充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自信，而１９８９年以后，以言论管制为主则展示了中国政治进入了“德国现状”（马克思《黑各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展示了意识形态的不中用或贫困。

从古斯塔夫·勒庞到汉娜·阿伦特，在谈到“群体领袖的说服手段”或“极权主义的宣传”的特点时，都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谎言建立在群众心理和暴力恐怖的基础之上（《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对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来说，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切适性。在中国，灾民理性使一切意识形态狂信都充满机会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思想管制更多不是建立在暴力恐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生存恐惧的基础之上。

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论禁锢制度是这样运行的：通过生存资源的垄断，“国家”使不服从者不得食。无论是普鲁士的宪兵制度，还是纳粹的紧急状态法，都无法和这种“软约束”机制媲美。在这种体制下，对言论的禁锢不是通过外部法规的约束来强制执行的，而是通过食物供给制的背景来使被喂养者“自动”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对这种体制真正的挑战来自经济多元化改革，生存资源垄断的瓦解终结了极权主义的“宣传时代”。从此，社会主义从社论员的英雄时代进入发言人的丑角时代。

但是，“舆论导向”有自己的优势。戈倍尔博士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这就是舆论导向的一个特点。一方面，舆论导向继续进行信息隔绝，另一方面，通过捡选过的事实报道进行观念灌输。当然，食物惩罚机制仍然起作用，但由于市场的存在在威胁程度上已大不如前，同时，由于对国际人权规则的虚伪承诺，使思想惩罚转入地下，“一个执政党开始用地下党的方式”来处罚自己的言论造反者：不留法律痕迹地让说话者闭嘴。

接下来要具体讨论的，是信息封锁和惩罚言论这两种手段在当代中国的是如何运转的，先说信息封锁，另文谈惩罚，并介绍一些著名受害者的命运。

⊙　信息封锁

毫无疑问，信息时代对管制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收音机到互联网，中国政府遭遇了第二次“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这仅仅影响了管制的效率，并没有影响管制的热情，毋宁激发了这种热情。当然，由于信息技术的内在力量，对信息的管制是注定要失败的。

封锁信息由来已久。２０００年１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３０年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７·７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等７个县。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１５，６２１人，受伤２６，７８３人，塌房３３万多间，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２１７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报导还说，由于灾区的干部群众和迅速赶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自力更生，现在新通海已经成为云南经济十强县之一了。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３０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

鲍彤先生在《中国在文革特殊时期垄断新闻封锁消息的丰富经验》一文中说：“解放以后，管制新闻、操纵舆论比解放以前容易得多。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也搞新闻统制，很费劲。据《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社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总结，国民党对付异己的进步报纸需要使用８种手段：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新中国因为都是国有的、公营的、党领导的自家报纸，没有异己的报纸，垄断新闻易如反掌。领导者一声令下，全国新闻舆论媒体立即执行。”改革开放使中国言论管制重返“国民党时代”，当然，返回只是象征性的，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还远远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当代的言论禁锢却面临着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冲击。

以芳林村惨案或南丹惨案为例，虽然“国民党的办法”都用上了，还包括现场戒严和贿赂传媒，但盖子还是揭开了。但是，当代中国对众多灾难事件信息的封锁，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

信息封锁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信息：事故灾难和政治批评。由于某种原因，国外媒体成为信息封锁的主要对象。而从１９９５年以后，网络成为信息封锁的面对的新课题。

有研究者称：大约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５年，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凭借公安局的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都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注册，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那时候一个政治术语叫“收听敌台”，后果不堪设想。八十年代以来，对短波收音机的控制放松，甚至取消了，但对敌台进行干扰的工作似乎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电话和传真在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命运。

但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对电视的管制，九十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可以更多地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但往往在播出“敏感节目”的时候，突然会被掐断。这是令人汗颜的，足以让“爱国者”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愧。

今年早些时候香港《明报》一条消息说：深圳、珠海等地居民反映，自四月以来，当地有线电视转播的香港电视台新闻节目，经常出现被删的情况，令观众大为光火。这是广东省有关当局为抵制“反动、不良信息”的影响而采取的新措施，目前广东各地有线电视台转播香港新闻节目，已改由广东省有线电视台统一处理。这条消息还说，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八十年代中就开始通过架设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台节目。九十年代以来，随各地开办有线电视台，北至韶关、东至揭阳、西至湛江，全省都能看到香港电视。为避免“不良影响”，九十年代初即开始对香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进行删剪，凡涉及海外异见人士活动、台湾问题、“六四”事件的报道都被删剪。而１９９９年以后，每碰到法轮功请愿、中美战机相撞，甚至美国针对中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新闻时，节目都会被“剪断”。这条消息不无讽刺地说，令人好笑的是，出现删剪情形时，电视荧幕上会出现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言下之意，并非该台有意删剪，只是奉命行事。也许是这种说明别有用心，现在的情况是，遇到“敏感节目”就突然转换到其他频道，连说明也没有了。消费者的权利问题和纳税人的权利问题一样，在这个国家现在还基本上不是问题。

不过信息封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引导性报道或者隐瞒，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并进一步导致了群众性的判断力失真。比如，六四事件渐渐被人们淡忘，法轮功事件遭到了更大的误解，而象河南艾滋村事件、厦门远华案、加入ＷＴＯ，更不用说１６大人事安排等等事件，民众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愚民，基本接受了当局的某种暗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乌合之众”。

到目前为止，海外报刊基本上还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行，而来华或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也往往成为有关部门特别关注的对象。“有幸”的是，中国在九十年代多次被记者国际组织评为“记者的敌人”。在中国，很多接触“敏感问题”的外国记者被拘，或者被驱逐。比如：２００１年中，有报道说，两名在中国河南采访的德国记者被中国地方当局扣押，其中一名任职法兰克福评论报，他曾经报导上蔡县的爱滋病丑闻，说当地有六成半居民因为卖血而感染爱滋病。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国对记者表达愤怒的更多形式是驱逐，当然，和冷战时期苏联的做法相比，中国往往有所克制，这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对国际人权准则的虚伪承诺至少比不承认要有些约束力。

除了记者外，海外学者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也往往是“不受欢迎的人”。这方面有一个名单，拒绝妥协的人将无法签证到中国进行研究，而能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使人怀疑他们的学术诚实。一些侥幸进来的人，如果“任性”行事，将受到严厉的对待。如高瞻一家三口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１日被中国当局扣押，中国政府说，高瞻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扣留审查。高瞻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高瞻获释。１９９９年中国曾经以携带国家机密为由，扣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文革学者宋永毅长达６个月。１９９８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中国核导弹专家华棣别离故乡１１年之后返乡，被中国当局逮捕。他被指控泄漏国家机密，判处１０年徒刑。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完全的。

不过，和这些外国同行比起来，中国的记者和学者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将受到更严厉的管制和处罚。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政治荒诞：没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奉行言论自由“宁予外主不予家奴”的政策。一方面，言论主观部门要求同一口径，对新闻和思想进行垄断（具体情况可参考奥威尔在《１９８４》一书中的相关描写），另一方面，出动专政力量，对越轨的媒体和诚实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由于这种管制，事实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信息时代消灭了新闻。谎言和无聊是中国文化界在九十年代的一场集体演出。整个社会为了平衡这种民族精神障碍，发明了各种黄色笑话来自我解嘲。当然，政治笑话不能公开讲，于是两面人、夜间人成为城市人的基本形象。这种新物种后继有人，新一代的犬儒主义者象庄稼一样在滋养他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他们以后现代主义的口水和石块，成为“割喉政治”的同谋。


发稿：2002年1月9日    更新：200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