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与中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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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深刻分析了法轮功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社会作用,并向中共当局进了逆耳忠言。议论精辟,发人深省,但不知中南海有此识见者能有几人?那将是中共之福。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危机深重。它是今日中国社会无助的弱势族群的精神寄托。法轮功有“迷信”的成份,这是一切宗教都有的。用暴力对付最无助的弱者,使政府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暴力对付宗教只能激化矛盾,加深危机。中共唯一的出路是停止迫害法轮功,实行政治改革。
法轮功兴起反映了社会危机
法轮功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比八九年事件更为重要。法轮功一再引发中国的政治事端,但法轮功本身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宗教的──中国民间宗教。如果说八九民运更多的表现了中国人对于民主的理想要求,那么法轮功则更多的反映了中国社会深重危机的现实。
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作为非神的人文文化,其本身有欠缺。因此历史上,中国始终有广泛的民间宗教和法术活动。在社会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宗教、法术是中国正统文化的补充,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零散的、平静的,小范围,限于个人生活,无关宏旨。但当社会发生严重危机,其活动也由宗教转向社会、政治和军事,进而构成社会大规模的活动。因为人民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和安全,自发的宗教便成为他们自发的组织,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安全的寄托。它表现了他们走投无路,生存和精神的危亡状态。它们的出现说明社会失去了正常的平衡,进入了矛盾不可解决的危亡状态。
中共的兴起也是靠「宗教化」
中共在中国的兴起和胜利,本质上和这些宗教法术的兴起是一致的。它是一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动乱、革命、战争、破坏的结果。中国如果不是危亡至极,人民涂炭无路,中共不会夺得中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它。而中共也是由早期政治组织,发展到军事团体,进而「宗教化」而取得民众,夺得中国权力的。它是胜利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也曾经有过胜利)。中共如果没有「宗教化」,就不能取得中国如此众多之民众;如果中国不危亡,人民也不会信奉它。四九年后,毛作为教主不断神化,而他在创造神化乌托邦中把中国一次次带入毁灭性灾难。如果中共指法轮功是「邪教」,那他们本身也正是由于它的「宗教化」而吸引民众凝聚力量,夺得权力,控制中国的。而以后中国所不断发生的灾难,也即由其精神之「偏邪」所至。
中国社会可能崩溃的预兆
在正常的社会,出现各样宗教活动是正常的。但法轮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得到如此之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却属异常。它说明中国的社会到了危机深重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它是其崩溃的先兆。毛为了建立自己的神话王国,对中国进行了疯狂而彻底的破坏。由经济到社会结构,由文化到风俗礼仪,由教育到语言,由宗教到家庭饮食衣着,其破坏的规模和彻底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他使中国除他以外无所信奉,无所知道,无所遵从。他以暴力和破坏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化权力。但他的暴力和破坏最终也摧毁了他的神话和主义。伴着他的死亡,共产党的意识随之开始瓦解。中国重新回到它的世俗社会。但这已是毁坏殆尽一片瓦砾的世俗社会;是没有传统、文化、信念、公义、道德、规范的世俗社会。这是一个危机重重不可能有正常秩序和生活,而只能是畸形、腐败、野蛮无序,唯有依靠极权暴力和官僚利益来维持的社会。
法轮功的出现应合了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法轮功成员多是中国社会下层人民。他们面临三重危机:一、生活;二、社会;三、精神。由于没有法律和正常的秩序,中国经济畸形野蛮地竞争发展,分配极端不合理,因而把大批底层人民抛入难以维生的困境,无人关心无人救助。免医治病,是其成员练功的直接原因。再,社会的野蛮、腐败、不公正,无法律无公义,恶道横行,能力弱的民众处于赤裸的被欺负掠夺的状态。他们没有依靠,亦无能申诉,这使他们对社会绝望。法轮功倡善,不敛钱财,集体练功,在绝望中给予他们道德与情感的慰藉和召唤。还有,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长期破坏与迫害,使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严重的荒芜饥渴状态。他们需要寄托,却没有寄托;需要信仰,却没有信仰;需要慰藉却没有慰藉;需要希望,却没有希望。社会需要精神信仰和文化慰藉,但却破坏得已没有成熟的精神文化可以提供,于是它只能重新产生。法轮功就在这时产生了。法轮功作为一个学说在中国社会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扩展,而且成为一种宗教,是必然的。它反映了中国后共产党社会内部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危机。因此可以说,法轮功的兴起是中共半个世纪的极权暴力统治的结果,是中共丧失理智疯狂破坏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物。它是中国社会可能崩溃的预兆。
向弱者施暴的政府失去存在理由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这个政权半个世纪以来迫害中国人民的继续,是继「六四」屠杀后的另一种屠杀。这个权力的本质就是要统治人民。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还是以民为本,但是中共权力却一向是以其权力(甚至是个人权力)为本。这就注定了它和人民的对立。四九年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灾难都是这个极权权力对人民的摧残迫害。它一旦感到(仅仅是感到)权力受到威胁,便施以极端暴力,没有法律、道德牵制,甚至不惜毁灭整个社会。五七年反右如此,文革如此,六四如此,此次法轮功亦如此。这是他们权力的传统。
如果说六四的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尚有政治理想和要求,那么法轮功的成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底层并无政治意识的人民。他们处于中国社会最不利的位置,在残酷畸形的经济竞争中,他们是弱者,缺少竞争的能力和心态。而眼下中国社会腐败野蛮,又无生存保障。(资本经济的早期发展是以对下层人民的掠夺和生存淘汰为代价的,这是无奈的事。)他们本应被社会关心同情,但他们却没有依靠和指望。他们接受法轮功,无非是免医治病,求个精神的寄托和慰藉,这是他们孤零无助所致。他们在社会的「进步」中失落,政府无视他们,社会不帮助他们,他们投向法轮功,在微弱的生存中求得个人精神的慰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们本是和平、不问政治的,而中国政府居然亦不允许。因为政府害怕他们结夥,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迫之,害之,投入监狱,殴打致死。一个政府把它的暴力施向那些生存能力最微弱,对社会根本无害的人,它本身即已没有了政府的意义,而只是蛮横的暴力。至此,这个权力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
「真善忍」对社会有益无害
法轮功的基本教义无可指责。「真、善、忍」体现了东方传统文明的基本精神,对社会有益无害。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几经破坏的社会,更是有益无害。「真、善、忍」的提出,正是由于中共半个世纪对中国社会的统治过于残酷暴虐。如果中国的权力在如此长久的时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进行了如此残酷毁灭性的暴力破坏,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谴责法轮功和人民对它的信奉呢?法轮功起码是和平的,向善的,忍耐的,而非暴力破坏的。「真、善、忍」几个简单的词即聚集了几千万人,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危机,说明了民心对中共权力的背离,说明了共产党意识在中国的彻底完结。中共如此镇压法轮功,因为他们预感到他们命运的结束。他们的权力已经没有了基础。
任何宗教都有神秘成份
宗教不是科学,不能以科学要求,任何宗教都有其神秘「迷信」的成分,否则不成其为宗教。至于法轮功成员发生死亡的现象,按照数据统计其在总人数的正常比率之内。这不足以证明法轮功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就是医院也有非正常死亡的发生。最近有人自焚,这是共产党权力残酷迫害,激化矛盾的结果。这些受害者无法阻止政府的暴力,亦不许申诉他们的理由和冤情,他们只有焚烧自己伸张正义。事情如此悲惨不幸。
不可用暴力解决宗教问题
至今,法轮功已有一百多人被迫害致死,而且迫害仍在继续。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远远超过了对「民运」的迫害。
宗教是复杂的问题,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考验。需要有宽容的精神,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相应的法律。归根结柢,它需要社会本身的正常和稳定。宗教不能以简单的政治手段,尤其不能以国家暴力解决。如果宗教未衍成暴力,就不能动用国家机器,而只能用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方式相互弥补调和,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因素。宗教,不在于它真或伪,对和错,而在于它是否合乎法律,是否危害或有益于社会。从根本上,人不能避免宗教。一个社会必须接受宗教的存在,给它合理的位置和空间,与之和平共处。
共产党是暴力化的宗教
共产党由唯物主义开始(这里我不是指一般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一般的共产主义者),使自己成为最极端化的政治暴力化宗教(「邪教」)。由于它具有宗教性,因此它排斥所有的宗教,以暴力摧毁消灭之,欲以自己一家之教一统天下。在苏联的历史中,在中共的历史中,这再清楚不过。毛后,中共有了世俗化的转变。但是,在其中心集团,他们的意识深处也还是以独我的「唯物主义」的教义看待世界。因此,从根本上他们不能容忍「异教」法轮功的存在(如果他们有力量,如果现在基督教、佛教、没有历史和国际之背景,他们也将同样不能容忍,他们曾经对其消灭之),非斩草除根不可。因此,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源远流长」,有很深的传统和情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权力不可能宽容、多元地看待人和世界;更不可能放弃意识形态,依于法律,民主地管理国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专制,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如三十年代国民党,他们是极权专制──专制的极端化(专制与极权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极权源于他们偏执、极端、不容异己的狭隘心理。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灾难。
镇压法轮功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中共权力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仅残酷,违背人权,而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甚至愚蠢。
中共依于暴力夺得权力,依于暴力控制国家为所欲为,他们把政治退化到最简单的暴力杀戮与强制。「枪杆子」与「专政」是这个权力的本质,也是他们的历史与传统。毛以此发动「反右」、「文革」;邓以此镇压「六四」;江泽民以为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消灭法轮功。他们习惯了他们的蛮横。但是,今天已不再是昨天。世界已经变化,中国已经变化。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昨天的权力基础;法轮功也不是昨日毛泽东的信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暴力是有限的,权力是有限的,共产党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当社会进入危机,人的存在陷入绝境,任何权力、暴力都无济于事。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屈从权力、暴力的。
中共(主要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实际上已经失败。法轮功没有销匿,也没有屈服,反而赢得更多的同情;而中共则更彻底地丧失了民心;就其内部也由此更加分裂,江本人也为之更加孤立。在国际上中共人权形象进一步下落,为此遭到世界舆论的共同谴责。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江泽民诣旨孤行,把镇压法轮功进一步升级。但这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只能是把更多的人投入监狱,把更多的人摧残致死,使民怨沸腾,加深社会危机;同时也使共产党权力更加脆弱,激化其内部纷争。至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轮功可以就此屈服消灭。看来,江泽民难以收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江泽民自食其果,大权旁落,中共被迫对法轮功作出相应让步。中国社会如果不想就此崩溃,恐怕只能如此收场。
极权专制只能激化社会矛盾
法轮功事件表明了中共权力暴力的限度,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极权专制就能控制的。极权专制只能激化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科技、经济的发展一定使社会走向权力分散。所谓现代社会,即是社会经济、文化、信息、交通、民众生活自身运动的社会,而不被单一政治权力所控制。中国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强化极权权力,这种背道而驰的做法只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如果法轮功由中国社会自然发生(社会需要),而又没有违背社会的基本规则,遵从法律,且又形成了它的社会力量,占据了一定社会空间,那么就应该(哪怕是只能)承认它的存在,无论其有怎样的信仰和意识。政治权力是有限的,它的行使不能超出法律的限定,政治不能取代一切,也不能解决一切。社会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应该交还给社会、宗教和文化。今天,政治权力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共应该从法轮功得到教育。
停止迫害法轮功,实行政改
中共一向认为中国的权力是他们浴血奋战得到的,因此也要浴血奋战予以捍卫。他们把国家民族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社会问题统统简化为权力与权力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政治的历史。这是中共给中国带来一次次灾难的根本原因。法轮功本来是社会问题,进而是宗教文化问题。这本来可以用社会、宗教文化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他们一定以为法轮功威胁他们的权力,要亡党亡国,于是将其激化为政治问题,发动全社会剿灭法轮功,迫害致死一百多人,把大批的无辜人民投入监狱,给整个中国带来混乱,民怨鼎沸惶惶恐恐。他们自造社会危机。八九年之事,本来不至于流血,学生抗议政府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但是中共权力却一定认为这是颠覆共产党,于是有「六四」。此次法轮功又是如此。由此再上溯到「反右」、「文革」,中国的政治灾难一目了然。权力的目的不是权力,而是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中共如果不由之改变──放弃权力的永久性垄断,把权力逐步交还给国家,那么中国将永无宁日。他们将永久不休地进行政治运动和镇压。
停止迫害法轮功,实行政治改革,把权力归还国家,这是共产党必须作出的选择。
发稿:2001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