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中共无法无天又一例

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媒体接连披露了几起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遭秘密拘捕秘密关押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尽管我对中共当局滥抓无辜的恶习从不低估，然而，当我得知这一系列消息后，还是深感意外与震惊。

说起来，我对这几位被抓被关的人都还有些熟悉。

高瞻是旅美中国学生学者政治学会成员，我也是该会成员。在几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和高瞻相识，后来又结识了她的丈夫薛东华。印象中的高瞻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专业是政治学，但对现实政治却并不热衷。和所有认识高瞻的朋友一样，我们都不相信她会从事什么间谍活动。

李少民是北大校友，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常常参加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和学术会议，那时候我们会面的机会比较多，后来他移居香港，彼此就很少见面了。有朋友问我李少民是不是民联的成员，不是。只不过在当年，李少民并不刻意和民联“划清界限”。他为人行事的光明磊落，由此也可见一斑。

梁华是民联的资深成员，担任过民联在香港地区的负责人和总部委员，还负责过中国之春杂志在香港地区的发行工作。前几年，梁华曾经来美国参加民运组织的会议，我们见过面，也交谈过。这是一位寡言少语，踏实做事的朋友。他在香港曾为民主党人士助选，自己也曾出面竞选。近些年我们没有联系，听说他开了家书店，也去过大陆。

我和徐泽荣则没见过面，但读过他写的文章和主持的学术刊物。在政治哲学上，徐泽荣欣赏自由主义，和我所见略同。他还在香港主持了一家学术性的出版社，名“亚洲科学出版社”，我那本《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就是由朋友帮忙交给这家出版社出的。今年一月，我想向他打听他那里是否还有存书，未见回音，托香港的朋友询问，对方说找不到人，后来便有传言说他被抓了，具体详情则不得而知。

上述四人都是被中共当局秘密拘捕，秘密关押。在起初一段时间，甚至连家人都不被告知。家人不知道你是遇上车祸还是遭了绑匪，不知你是生是死；后来总算是知道你被共产党抓了，可是却不知道你所犯何罪，有何根据，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要被警告说不得声张。香港人有个说法，叫“人间蒸发”: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从人群中消失了，无影无踪；而周围的生活则照常进行，对这个人的消失不作反应，好象这个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比单纯的被拘捕被关押还要恐怖一万倍。

其实，用不着中共当局警告，受害人的亲友在一开始也是不敢声张的。不是他们心虚，他们是担心当局恼羞成怒，索性蛮干到底。在起初一段时间，受害者的亲友总是循私下途径，托关系求情。这正是区别法治社会和暴政社会的一个标志:当一个人莫名其妙地被逮捕时，他的亲友马上??生的情感是愤怒还是恐惧；首先要做的事是抗议还是求情。

上述四人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盗窃或出卖国家机密。记得文革时，最方便的罪名是“恶毒攻击罪”，就是指控你发表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旁人若询问你到底讲了什么内容的话，当局往往不告诉不公布，理由是，一说出来岂不是重复了你的反动言论，岂不是扩散岂不是放毒?如今的“间谍罪”异曲同工，说你是间谍你就是间谍，不需要向公??出示证据。若说拿出证据来，答曰，证据是有的，但不能公布，因为是“机密”嘛。

不错，美国也发生过李文和窃密案或间谍案这样的冤假错案，可是，李文和毕竟有权给自己找律师，有权和家人会见，有权接受媒体采访。李文和的亲友也可以通过媒体大声疾呼，四处求援，甚至成立专门的组织。大陆呢?

在美国，几位仗义执言的朋友写信质疑中共当局，徵集学界签名。老外们大多很爽快，华人，尤其是大陆背景的华人却很少回应。信写得很温和，且不说这几起所谓间谍案明显违反起码的正当程式，单从人民有知情权这一点出发，写这封信也是天经地义，那还怕什么?不过，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中共的暴虐到何种地步。

这就是中共的“以法治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


发稿：2001年4月13日